新葡京娱乐城官网:2020年官方正版游戏手机app上线啦！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的军阀形象

本文整理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天宏教授的讲座“从数字看历史：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的军阀形象”。讲座系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系列活动，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杨天宏教授讲座现场
军阀及军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军阀系一极端负面的存在，研究者对其大多是做全称否定判断（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认为军阀皆一丘之貉，整体形象丑陋，且忽略其前后变化；同时认为军阀统治的北洋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这一认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逐渐固化。国民党的宣传且不论，知识界也多持此议。
这种源自“大革命”时代对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国人的观察认知，有其历史依据，是研究军阀及军阀政治重要的思想与学术资源。
然而，北洋时期诸多民意调查在提供这一认知客观证据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历史面相。首先，军阀自身的表现及时人对军阀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前，即便军阀之间多次交战，一些军阀仍被视为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希望所在。其次，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军阀固然有“勾结帝国主义”的负面表现，但在日本已成中国国家民族命运主要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军阀中的一些派系坚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场，在外交上联络美、英制约日本，符合民族主义上升语境下主流民意的取向。不惟如此，军阀存在明显的个体及派系差异，有恶有善，同一军阀或派系，前后表现亦多变化，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整体负面形象。
民意调查中军阀得票率之动态分析
民意调查是以社会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局部调查寻求全体民意的调查方法，在中国大致兴起于1920年代初。1922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做了一次名为“理想政府各员选举票”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运用社会学方法就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的首次民意调查。之后，各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效法，民意调查蔚然成风，各式各样的调查在“民意测验”“假选举”“草选举”“名人选举”等名目下展开，截至1926年北伐开始，相关调查多达数十起，其中涉及军阀的调查不下10起。这些调查，从不同时间、地点及社会层面，提供了全面认识军阀的珍贵史料。
《顺天时报》所作“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旨在征求对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选举的民意。据统计，从1922年8月1日至28日，该报共收到5658张有效票。兹将该报投票结果，按照正副总统、国务总理等得票多少之顺序，列表展示如下：
按得票数计算，在全数5658张大总统“选票”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2147票，占总票数的37.9%。副总统得票人中可以算作军阀者，合计得2198票，占全部投票数的38.8%。国务总理一职虽“候选人”较多，票数分散，但军阀得票同样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树铮得162票；靳云鹏得75票；曹锟得59票。内阁各部，文职且不论，陆军总长投票，吴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
如果说《顺天时报》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与之有激烈竞争关系的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这一天，该报刊登公告并发放“选举票”，邀请读者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发表。公告制定了“选举”规则与办法，且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选票在每期密勒氏报刊出，选举结果逐期揭晓。选举截止后，经汇总统计，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选举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选票为18904票。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并对进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迹简介。该报公示的“前12名”名单及得票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个“大人物”中，被称为“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总得票数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视为军阀及类军阀者还有段祺瑞、陈炯明、李烈钧3人。总计在前24名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占7个席位，比例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军事”类的被选举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军阀，占被选举人总数的20%。
《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此举，开中国问卷调查之风，不久各地大、中学校闻风跟进，一些社会组织也不甘人后，由此形成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热潮。
国内大专院校最早开展民意调查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适逢北高师成立14周年纪念，该校新创办的心理研究室决定开展民意测验,其中第2、4两问有可能关联军阀：
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
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
问题要求即时答复，不记姓名，不许旁窥，答毕由答题人亲自或由招待员代为投入票匮。共收931票。
北高师的调查由社会学家张耀翔主持指导。张在分析大总统得票数据时指出：从被选举人的情况看，大总统得票人中属于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冯玉祥、阎锡山、陈炯明、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等11人，共得180票，占总数578票的31.1%，入围人数占全部31位得票人总数的35.48%，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
几个月后中国大学于创建十周年纪念之际所作民意测验，似可支持北高师的调查结论。在拟定的10个问题中，第5问“你最愿意哪一个人组阁”与军阀有所关联，投票结果，有13位军阀（或类军阀）入围，占41个入围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占全部合格票的21%。
如果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调查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时期大范围民众的认识意向，不妨再看看处于南北军阀夹缝中标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学举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特设民意测验，征求长沙市民对于国家社会的意见。投票结果：大总统提名人数共30名，总票数734张，其中军阀或行伍出身者入围12人，占入围人数的40%，共得票367张，占总票数的50%。副总统“选举”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入围15人，占全部35名被提名人总数的42.9%，得票235张，占总票数734张的32%。可见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军阀在民调中得票率一直较高，排位也相对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吴佩孚。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吴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黎元洪、胡适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周年校庆问卷调查中，吴得15票，排在王宠惠、伍廷芳、康有为、唐绍仪、顾维钧、颜惠庆、袁世凯、黎元洪、曹锟之前，位列第6。在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你最愿谁组阁”的问卷调查中，吴得31票，排名第12。在东南大学的“国内大人物”调查中，吴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学的未来大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吴得20票，排名第3。段祺瑞在民意调查中得票也居于前列。如在《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占总票数的36.4%，与得2073票、占总票数36.6%的孙中山，几在伯仲之间。
不过并非所有调查军阀都能得到较高选票。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调查就与上列调查有较大数据落差。1923年1月，东南大学政法系及经济系学生组织大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入围的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齐燮元、韩国钧、刘冠雄8人，共得81票，占总票数806票的10.04%。
基于统计学立场，考虑到异常值的整体波动（overall volatility）影响，去掉数据组中的“极值”即通常所说的最小数（10%）和最大数（50%），则1922—1924年民意调查中军阀平均得票率为29.20%。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作为社会群体，考虑到整个社会文、武人数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绝大多数，武人这一得票数值并不低。中国大学的“内阁选举”，武人得票率为21%。其实就组阁而言，内阁各部属于武职者只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其余各部均是文职。文职总长，军人很难入选。武人能在文职为主的内阁官员“假选举”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属较高的得票率。中国传统重文轻武，文人向来蔑视武人。在此传统下，民调组织者和投票人的构成，多少包含对武人的不利因素。
北洋时期的民调可分三类：一类由报刊组织，如《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两报的民调；一类由学校师生组织，如北大、北高师、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妙高峰中学的选举；一类是社会组织举办，如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就组织者看，主要是报社编辑或学校师生；就投票人看，则大多是在校师生、报刊读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占少数。比如《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报刊，读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识人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学生占全数70%（中学生和小学生占学生全数30%，专门学校学生占70%），政界占全数20%，其余各界占10%。北大的选举，发起人是在校学生，在被试的1007人中，学界752人，占74.7%。 可大致反映投票人的构成。
白鲁恂在分析《密勒氏评论报》十二位伟人问卷调查时注意到，这次选举的投票者主要是学生和商人，他认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袖更高的支持率。”此言不无道理。
以上为民调的整体情况。由上可知，北洋时期历史民调中，军阀得票率高达29.2%，而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中，军阀的形象十分糟糕，原因何在？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主要是南北军阀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这一结论毋容置疑。但是民意的类别以及性质也提示所谓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形成，可能包含外部建构的因素。
国民党的宣传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形成
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并无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虽然至迟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现“军阀”一词，却另有所指，并无贬义。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推崇尚武精神。直到巴黎和会之后，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对黩武主义的批判趋向激烈，带有贬斥意义的“军阀”称谓才流行开来。
然而“军阀”的定义与判断一个军人是否“军阀”的标准却十分模糊。研究四川军阀的柯白曾以刘湘为例指出：“刘湘和追随他的军人是‘军阀’吗？通常认为：‘军阀应指称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实力发动战争的任何人。’照此定义，四川的5个地位最高的军人（二刘、邓、田、杨）均可明确无误地界定为军阀。但如此界定他们几乎什么有价值的内涵。”柯白认为：军阀这一词组中决定性的词汇“阀”（lord）的翻译仍不清晰。所以军阀是一个用起来方便省心、可塑性极大的词汇，但却被用为一个含有贬义的俚语。可见无论从词源学，还是从军阀的定义而言，近代国人对军阀的认知并不负面。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军阀自身形象败落，加上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形塑，国人对军阀的认知根本改变。
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苏俄及共产国际为帮助国民党摆脱“军阀”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越飞在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时曾明确指出：北伐计划“应当不仅以军事手段，而且以开展国内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方式来实现”。宣传的主题是反帝反军阀。为推进这一宣传，俄国人向孙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等具体建议。
在成功对自身进行改组之后，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尤其是五卅之后，鉴于各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的宣传转而注重强调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对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革命运动做出具体部署。
在宣传手段上，借鉴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主导下的反军阀宣传广泛深入，形式多样：
1、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
2、组织演讲队向民众演讲。
3、组织民众举行反军阀示威。
4、对军队灌输打倒军阀的思想。
5、组织新闻检查，控制军阀的敌对宣传。
国民党的反军阀政治宣传产生了明显效果。在宣传效应产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报刊上骂军阀之外，普通百姓对军阀并无特殊好恶，他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是依据传统道德观念和自身的感受。但是经过宣传，情况就不一样了。北伐推进到武昌附近的一个村庄时，郭沫若惊讶地发现，吴佩孚的军队败走后，“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又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不难看出，经过国民党从早期北伐便已开始的政治宣传，到国民党大举北进，在社会认同层面，军阀已遭到社会各界普遍唾弃。
不过，既然是宣传，国民党的军阀形象描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胡政之在国民党北伐之初就发现，“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随着北伐胜利推进，“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词”。汪精卫也曾为国民党的宣传与事实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说国民党的做法，“不是用事实改变宣传，而是用宣传改变事实”，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以来，党人每为此感觉痛苦。但到第二次大会时，“事实居然被宣传改变了，很多宣传已变成事实”。汪氏所言，旨在说明国民党对宣传工作认知的变化，却于无意中透露出国民党对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从“虚”到“实”的建构。
然而国民党对军阀形象的建构并未因北伐成功而终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取得统治的“合道性”，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政治宣传。而在国民党宣传部及训练部指导下的民意测验，则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1927-1933年的民调虽然与1922-1924年间的众多调查类似，都是在“民意测验”或“心理测验”的名义下举办。但前后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查于“民意调查”仅有其名，实际已完全纳入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体系当中，成为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工具。在这类民意测验中，影响较大的有“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以及“革命心理测验”。
通过这类号称“民意调查”的政治宣传，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于北伐成功之后几年内，趋于成型，并逐渐固化为后来人们看到并视为常识的历史书写。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症结所在
虽然上述所指历史书写中的军阀腐败黑暗与国民党的宣传有关，这并不意味着对军阀及军阀政治的肯定。事实上，军阀及军阀政治存在严重问题，即国家失去了权势重心，政治军事的不统一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在此政治格局下，北京曾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著名学者杨荫杭发出“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时论也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
在应当对军阀问题承担责任的诸多因素中，本人研究认为督军制度最受诟病。所谓“督军制度”就是军人兼任省长的制度。然而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张军事官员兼辖民政者，大多是后来声称“打倒军阀”的南方阵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