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绿色的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效益
实现绿色的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效益
一、引言和展望
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易纲行长邀请我今天出席这场活动，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与我们共同承办这场重要的研讨会。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面临着重大挑战，对此我想借用三句中国谚语，希望我们能从中汲取灵感。
第一句谚语是：“拨云见日。”
去年，全世界笼罩在过去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和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阴影之中。
而如今，未来的前景开始变得更加明朗。随着经济开始复苏，近期，IMF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6%，将2022年增速上调至4.4%。
得益于超常规的措施，我们的处境已显著改善。想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他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共同研发出了疫苗。
再想想各国推出的超常规政策措施，包括约16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和各国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
若非各国协调一致采取了这些措施，去年的全球经济收缩规模将扩大三倍，并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萧条。
当前，亚太地区已开始全面复苏，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为7.6%。
中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8.4%，主要由净出口走强驱动。同时我们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四分之一。
然而，在以中、美为首的若干经济体强劲增长的同时，其他经济体仍在艰难地试图摆脱危机的阴影。
我们看到，各国复苏步伐不一，比较脆弱和贫困的国家正在落后，因为它们获取疫苗的渠道更为有限，而且几乎没有预算空间来对抗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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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复苏步伐不一。人员密切接触部门的青年、女性、低技能劳动者和小企业受冲击最严重，他们需要获得更多支持。
这对于治愈危机的长期经济创伤至关重要。但以上措施的作用也仅限于此。
二、实现绿色的经济复苏
如果要实现更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经济复苏，我们必须转危为机，构建更加绿色、更具气候韧性的经济。
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存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若不加以应对，它将带来无尽的问题。为实现减少气候风险和避免未来灾难的目标，在这十年内采取行动将是至关重要的。
这让我想到了第二句中国谚语：“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相比其他地区，亚太地区气温上升更快，气象自然灾害也更多，其中沿海地区和小型岛国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低收入国家，气候变化已成为贫困人口增加、疾病传播加速和粮食不安全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现在就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则不仅仅能使我们避免未来的灾难，还能让我们通过加快历史性的绿色经济转型来有力促进经济复苏。
我们的研究i分析了经济政策工具可以如何为“到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奠定基础，同时为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平等提供支持。举个例子，如果推出碳税和绿色投资刺激的政策组合，则能在未来15年使全球GDP增速提升约0.7%，并在2027年之前创造约1200万个新就业岗位。
让我们重点谈谈减缓气候变化的一些主要经济政策工具。
（一）碳定价
尽管不存在普遍适用于各国国情的政策，但各方也在日益形成一种共识，即碳定价是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减排方法。ii
通过上调整体能源价格，碳定价能激励家庭和企业转向更绿色的选择，从而提升能效。它还能为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提振绿色投资，刺激创新。
亚洲拥有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口，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自然地，亚太地区也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近一半。然而，IMF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如果推出温和、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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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碳价
——起点较低，但此后稳步上调——将有助于该地区各国在未来十年内履行其《巴黎气候协定》承诺。iii
此外，碳税能带来可观的收入，进而可用于支持受低碳转型影响的家庭，并增加对卫生、教育、下岗职工技能再培训的公共投资。
各国也可使用其他手段来实现类似的结果。中国当前的煤炭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局最终可推广该制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也通过为能源部门引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该制度的设计与其他国家略有不同——其根据企业的能源产出设置相对的排放限额，而非对企业的总排放量设置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变得更加全面：（1）将重点转向设置总排放上限；（2）逐步采纳更进取的目标；（3）确保合规；（4）将其推广至能源部门以外；以及（5）通过分配排放配额（当前免费）获取收入。
一系列其他工具，如奖励高效做法、抑制高排放活动的“收费返还”计划，也有助于降低某些部门的二氧化碳排量。一些情况下，还需要在未来颁布更严格的排放和能效法规，并实施更完善的绿色技术政策。
中国持续推动改革，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这也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正如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指出，中国持续推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型，同时支持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扩张，这将降低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碳密度，从而降低实现气候目标的难度。
这些措施将有力削减碳排放量——如果各市场能同步行动起来，则将进一步放大其效果。这正是IMF倡导全球最大排放国设置碳价下限的原因，以确保在更大程度上减缓气候变化。iv
（二）绿色融资
减排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数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这表明，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空间吸引更多私人部门绿色融资，措施包括将资本高效地从“褐色”投资转向绿色投资，如提供价格信号和监管激励。
在国内层面，各国须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及其他支持政策，以调动更多私人部门投资。
数据能发挥重要作用。最近一项针对v管理资产总规模约为25万亿美元的425家投资机构的调查显示，53%的机构认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数据和分析质量较差且难以获取，是更深入、更广泛落实可持续投资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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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本身就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各国和企业（因此也包括其银行）都面临着更严峻的极端气象灾害和向低碳经济过渡的风险。当局需要改进风险管理，以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
要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还意味着国际社会需加大对较贫困国家的支持力度——对它们而言，气候韧性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且支出要高得多。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的、用于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的公共投资平均占到GDP的约3%。然而在汤加，未来十年中每年所需的资金约为GDP的14%。
脆弱国家需要调动更多国内收入，同时也须获得更多外部优惠贷款和债务援助。在疫情期间，这些挑战变得更加紧迫。
中国正在这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参与了最近延期的二十国集团“暂缓债务偿付倡议”和旨在促进有序债务重组的“债务处置共同框架”，并且为IMF的“控灾减灾信托”提供了支持
三、加强国际合作
讲到这，就要谈到第三句谚语：“独木难支。”
世界各国秉持着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因此，我们必须携手合作。正如我刚才所说，就可能的差异化碳价下限达成一致，是携手合作的一个重要实例。
国际社会还需要更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加强气候相关工作提供所需的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
另一项当务之急是改善气候信息披露的质量，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绿色金融标准，同时各国之间需要分享最佳做法。这对我们的地球和维护金融稳定都至关重要。
在国内，人民银行是这些领域的先行者，未来有重要工作有待开展。
IMF正与“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金融稳定理事会及其他标准制定机构合作，共同开展上述及其他问题。IMF的全新数据面板有助于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分析提供数据。
这是我们更深入参与具有宏观重要性的气候变化议题相关工作的方式之一——这正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核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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