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中的美国想象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启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代文艺作品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视野。如果说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依然聚焦于国内政治问题，美国只是作为一个叙事背景而存在，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撒把》、《北京人在纽约》等影视作品，到美国去寻梦以及由此而来的跨文化生存经验就成为作品表现的中心主题。时至今日，在电影、电视剧、畅销书等不同类型的大众文化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作品。纵观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主人公从90年代初期奋不顾身地到美国去寻梦，到世纪之交尤其是2008年以来集体性地掉头转向。这种寻梦之旅上的折返跑，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等国家主义话语相互配合，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也清晰地呈现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美国形象的变迁。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出国故事几乎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国热”同步出现的。1984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放宽了出国留学的条件，“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①与此同步，一些影视作品也捕捉到了这一社会风潮，纷纷将镜头对准移民群体，探讨由此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如《留守女士》(1991)、《大撒把》(1992)、《北京人在纽约》(1993)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表现出的对于出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将出国处理成婚姻关系和稳定生活的破坏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将出国寻梦呈现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电影《大撒把》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情感基调。在送妻子出国时，男主人公顾颜虽然口头上说得轻松豁达，内心里却充满不舍和依恋，他十分清楚，妻子这一去很可能就有去无回了，这一别很可能是永别。在妻子进入检票口后，他不断变换位置，依依不舍地追寻着妻子远去的背影。与他不同，妻子虽然也有离别的伤感，但更多的却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她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头也不回地向检票口走去。和顾颜一样，女主人公林周云也来机场为丈夫送行，不料却因伤心过度而晕倒在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丈夫手足无措，左右为难，最终，他将妻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顾颜，自己毅然登机远去。

　　不难看出，在这两对夫妻中，留守的一方都是情深意重的，而出走的一方都显得薄情寡义，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大撒把》从一开始就将出走一方置于道德上的不利境地，从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感立场。此后，留守国内的顾颜和林周云开始惺惺相惜，相互照顾，并慢慢产生了感情。然而他们却发乎情止乎礼，始终没有失去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在影片最后，当林周云要出国与丈夫团聚时，已经离婚的顾颜并没有任何挽留，而是选择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成全别人。如此一来，电影就将全部同情都倾洒在留守一方身上。

　　然而，对于出走一方，《大撒把》并没有进行道义上的指责，也没有“报复性”地为他们安排一个得不偿失的结局——从他们的来信看，他们在国外的生活似乎还不错。在这部电影中，不管是顾颜的妻子，还是林周云的丈夫，实际上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边是夫妻之间稳定的感情以及在国内平淡的生活，另一边是大洋彼岸现代化生活的召唤。最终，他们都选择放弃前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另一种未知的生活中。对于这种未知的生活，《大撒把》既没有直接呈现，也没有试图做出评判，而只是借助人们希求安稳的传统观念，将出国处理成夫妻感情和婚姻关系的破坏因素，从而流露出对于“出国热”的无奈叹惋。

　　在很多方面，《留守女士》都可以看作《大撒把》的姊妹篇。不同的是，《留守女士》表现出更多的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一方面，它打破了人们对于国外生活的美好幻想，将其指认为一个金钱世界和欲望之地——乃青的丈夫到美国后，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学的音乐专业，而改学更为实用的商业管理;同时，他还背叛了自己的婚姻，与杜鹏的太太同居。嘉东的妻子在日本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她在东京的红灯区工作，为了生计还做了整容手术，这喻示着在她身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另一方面，与《大撒把》不同，《留守女士》并没有将国内生活做温情化处理，而是将其呈现得落伍而破败，没有任何让人留恋之处。影片中的上海像是一个即将遭人遗弃的城市——阴湿的街道、狭窄的弄堂、拥挤的交通，人们聚集在刻意营造出外国风情的酒吧中，谈论的都是如何尽快逃离这座城市。于是，《留守女士》向我们呈现出一个进退无路的困局——就像女主人公乃青不管是出国还是留守都将面临一份残缺污损的感情一样，也像不管是出国一方还是留守一方都不再道德完美一样(他们都对婚姻不忠)，人们在出国与留守之间也已没有更好的选择。更让人无望的是，就在人们试图向外逃离的同时，外来文化也已经汹涌而至，国内生活已变成对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因此，不管是去是留，人们都注定要在外来文化的裹挟下身心俱疲，在情感的纠结中伤痕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