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让人惦念。

正史，野史，演义，戏说，评书，影视……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用什么方式呈现，人们总是喜欢看点历史。

至于为什么看历史？看的是什么？历史有什么用？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又是些既浅近又渺远、似略懂又道不明的问题。

“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历史学家许倬云如是说。

许倬云有两种身份：他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也是畅销历史书的作者。如果一定要设置“学术”和“大众”的对立关系的话，许倬云可以说是兼顾两者的典范。他眼中的历史，也常常显得与众不同。

许倬云写中国历史，可以不写朝代，不写帝王，不写制度，却写小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如何过日子……如同通过一支试管的水样，检测整条江河的水质，他一面察知细微琐屑，一面把握历史大势，为我们呈现出万古的江河。读许倬云写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开始不太适应，又不甘放弃，继而越读越深入、越放不下的过程。

历史就在那里。今天写历史、讲历史的，人多语杂，五花八门。而越是如此，似乎越需要有分量的名家，为我们打开更有创见的视野，赋予历史值得沉思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许倬云。

历史，没有白走的路

文 | 誰最中國

来源 | 誰最中國（ID：shuizuizhongguo1）

为什么读史？有人说，人不能延长生命，读历史可以。

用许倬云的话说是：“要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一语双关，因为许倬云本人是不擅长“走路”的。

许倬云生来有疾，四肢肌肉萎缩，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行动极其不便。很多事情无法身体力行，小时候常常是被大人抱到哪里，就要在那里待很久，静静地看着别人做事。

就这样，许倬云自小习惯了做一个“旁观者”。

抗战时期的许家兄弟

虽然很多事情不能参与其中，但许倬云学会了设身处地、体会领悟，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冷静的判断。

因为身体条件和时代背景，许倬云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许倬云的父亲是抗日前线的将军，平时分析战局大事，也喜欢读书藏书。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许倬云逐渐倾心于文史。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许倬云随家人东奔西走，常常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因为这种经历，许倬云对中国社会的体察都远较常人真切。在农村，“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几十年后，在完成重要著作《汉代农业》和《求古编》若干章节时，童年各处逃难的经历，给了许倬云独特的优势，因为他曾深入地观察、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知道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精耕细作是什么样子。

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在台大任教

许倬云19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并考上了台湾大学，一开始学习外文，又因为国文和历史成绩优异，在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

虽然转到了历史系，但是许倬云没有放下别的课程，在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他都选课加旁听。“我在大学期间的老师很多，所以学问的路走得很自在，可以说是‘吃小灶’长大的。我学习的本事很大，能够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知识多而杂。”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七年间，师从李济之、李宗侗、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等，都是一流的前辈学者。令人艳羡的师资，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使得许倬云必须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寻找平衡：“逼得我要思考同一个现象的几家不同的解释，以调和它们的冲突，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

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教给了他一些东西，他却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了一条路。

1957年，许倬云获得了留学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临行前，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寄望许倬云长出“第三只眼”：多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这样才能更能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