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武状元到底有多厉害？
古代的武状元到底有多厉害？
由于深受兵法文化和武侠文化的熏陶，今人眼中的武状元总带有点神秘的玄学色彩。在民间语境下，与之相关的传说大多沾着江湖气息，仿佛市井游侠和新科武举本是同源所出。事实上，武状元以及产生他们的武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和清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江湖门派相去甚远。
武举制度最早设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规定“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试长垛、马枪、翘关、擎重，以为等第之上下，为之升黜”。其中“长垛”指射箭技艺，“马枪”指骑马使枪，“翘关”指抬起城门的大木栓，“擎重”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举重。
不过，唐代初创武举，影响力微弱，还没有“武状元”的概念。唯一令后世耳熟能详的中唐大将郭子仪，史书也仅记载他“武举高等”，没有详细名次。
表面上看，唐代武举似乎公平公正，有利于底层民众的阶级晋升。但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武举制的创设只是为了培养效忠中央朝廷的武人，普通民众仍很难挤进武职系统。
单是“马枪”考试一项，就足以把大部分底层家庭排斥在外——一般人根本承担不起战马的开销。即使除开马术考核不谈，要做好“翘关”、“擎重”两项，也必须经过充分的肌肉训练，并非当时一般家庭的营养条件足以供养。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勇猛的武士阶级天然只能从富裕家庭中产生。清末民间尚有“穷文富武”之说，所言不虚。
到宋代，士族衰微，庶族崛起，文科举几乎彻底取代了原有的门阀文官体系。而对于武科举，宋人也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标准。
宋代武举增设“策对”考试，要求应试者熟知“武经七书”（《司马法》、《孙子》、《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大大提高了文化素质门栏。同时又降低马术、力量等受家境影响的考试门栏，使许多读书人获得了应试武举的机会。只是如此一来就限制了武艺高强者入仕，故增设“绝伦科”，降低“策论”标准，提高“勇武”标准，专门收纳武艺高强但文化素质较低的考生。
粗看之下，宋代武举颇有近现代军校考试的神韵。毕竟为将者首重智取，没必要太苛求个人武艺。但宋朝武举人的实际表现却差强人意，未能靠智慧率领宋军碾压周边蛮族。宋代几位名将，诸如狄青、岳飞、韩世宗等人，都是职业军人出身。
究其根本，传统兵学的空洞无物是原因之一。在近代军事操典诞生以前，军旅管理以及武术训练等技术均掌握于专业人士手中，外人难以窥探其全貌。中国古代的兵书战策又偏好泛论，不肯细说操作流程。因此光靠熟读古人兵法，很容易陷于空谈理论行动无能的境地。
宋亡之后，元代至明代初期，军队由世袭军户组成，武人选拔制度又回到了初唐以前的状态。比武考核虽未废弃，还有弓箭比武和并枪比武（所谓并枪，即二人以长枪决胜负）存在，武职选拔系统却只允许军户参加。
至中明土木堡战役后，世袭武臣地位下降，文官开始直接统帅军队，武举通路才逐渐对外开放。明代武举和宋代武举颇为类似，非常重视“策论”，或许可看作是科举文官逆袭的结果。在武艺考核方面，明代武举并没有什么新奇创造，仍以弓马技艺为核心。
虽然明代除崇祯朝外从未举行过武举殿试，民间依旧诞生了“武状元”的称谓。可惜明代武状元在行伍中的成绩平平无奇，尚不如某些科举文官出彩。明代的几位名将，诸如张辅、戚继光、李成梁等，或为行伍出身，或为世袭武官，没有一个是武举出身。
清代武举的地位较之宋明两代有了很大提升，并且更注重武艺考核。“策论”考试内容简单，默写一段兵书即可。武艺比试则内容丰富，难度系数较高，分为步射、骑射、舞刀、举石等项。
1885 年，曾有法国人在南京观看了武举的省试，饶有兴致地把考试过程通过文字和绘画方式记录了下来。在众多考核内容中，最有趣的一项是“射地球”，要求应试者必须在骑马状态下用特殊形状的箭头把皮球从隆起的小土堆上射下来。如果弓力不足或精度不准，很难成功。
遗憾的是，虽然较宋明武举大不相同，但清代武举也只是替朝廷选拔了一批气力大、善弓马的勇士，没有产生过哪怕一位战绩卓著的名将。
综合唐宋明清四代的武举经验后我们不难发现，武举考试制度只能考核那些“便于考核”的技能。对于“帅才”这种内涵极度复杂的能力，只有战争才是最好的验证方法。不过，纯粹的武技考试，起码还能选拔出弓术、马术、膂力等上佳的勇士，像宋明这样的“策试”武举就只能量产出连武艺都不合格的书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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