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本是海洋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却被历史学者从时空的海洋中打捞出来，赋予全新的意义。作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古代贵族对它趋之若鹜，将其转运千里。对海贝的执迷连接起了世界最早的交流网络。在金银货币主宰天下之前，海贝也曾作为贝币，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创造出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从海贝本身到其作为货币的兴衰，勾勒出了一部由贝币交错串联起来的全球史，这本《海币和贝币：鲜为人知的的全球史》（后简写成《海币和贝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货币的含义，并让我们对全球贸易的意义重新进行审视。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贝币把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新旧大陆联系在一起

1693年9月12日凌晨3时，载重450吨、配有36门火炮的“汉尼拔”号和其他几艘船，在离伦敦20英里的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港口出发。它们的目的地是非洲，目的是采购“象牙、黄金和黑奴”。

82天后，“汉尼拔”号抵达西非。船长菲利普斯记录说，一位内陆国王给了他一张豹皮，他作为回报，给了对方几瓶朗姆酒和许多把海贝，然后两人友好道别。过了十几天，有人告诉船长，沿着一条河逆流而上，“只要几枚海贝，然后把桶递给她们，黑人妇女就会给你装来淡水”。果然，船长用海贝换到了海水，船长还注意到，200枚海贝可以买3到4只鸡，用上十几枚海贝可以到饭馆里吃一顿有肉的饭。他还注意到，有人偷，也有人乞讨海贝。他看到，黑人一旦拿到海贝，便在海贝背上打孔，用草把海贝串成一串，每串40枚

船长的海贝，主要是用来购买奴隶的，他在记录里写道：“购买奴隶最好的货物无疑是海贝，而且体积越小越受欢迎。他们支付海贝的时候，相信本地的传说，最小的和最大的价值一样高。但他们从我们这里要海贝的时候，要么清点，要么按重量，大约100磅换一个健康的奴隶。”

在船长另一次的记录里，他强调说：“他们唯一的钱就是我们带给他们的海贝和贝壳，海贝是从东印度而来，那里我们一分钱买4磅，这里我们100磅海贝换一个奴隶。”按照船长的记录换算，西方那时的黑人奴隶，25分钱便可以买一个。

菲利普斯共购买了694名奴隶，其中，372人活着到了美洲。在当时美国，一名黑奴的价格大概是25美元。

25分钱买来，25美元卖出，黑奴的贩卖，是名副其实的暴利。因为贩卖黑奴，“汉尼拔”号又被称作“吃人的汉尼拔号”。

一分钱可以买4磅，100磅便可买一个奴隶的那些海贝，来自美丽的马尔代夫。

《海贝与贝币》中，作者杨斌溯源到，最早是葡萄牙人把海贝与黑奴贸易连接在一起的。最初，吸引葡萄牙人去马尔代夫的，是另一种特产椰绳。他们到了马尔代夫后，才惊叹于其海贝贸易的体量，并注意到有些地方用海贝当作交易用的货币。

杨斌在众多著述中找到了16世纪初一个叫巴尔博扎的葡萄牙士兵记录下的一段：“坎贝和孟加拉有大量交易用的小贝壳被当作货币使用，人们觉得它们比铜钱好用。”

马尔代夫盛产海贝、西非把海贝当作货币，绕过南非到达印度洋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原本只是做压舱物的海贝，在压舱运输完其他货物之后，还可以充当货币，来个华丽的转身。

杨斌认为葡萄牙人的这个发现，不但改变了海贝的主要供应链，也重构了整个贝币区域。亚洲的货物成为西非的货币，欧洲人以此购买了非洲的奴隶并把他们送去了在美洲的种植园，在新大陆美洲生产了蔗糖和棉花，这些蔗糖和棉花又被送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上。

“如此一来，贝币就把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新大陆和旧大陆这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杨斌还认为，贝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欧洲在全世界建立霸权，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云南，约726枚马尔代夫海贝可换一两白银

在欧洲人用马尔代夫的海贝购买黑人奴隶之前，海贝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一亿多年，其历史源头远远早于人类的出现。

海贝分布广泛，但为什么只有马尔代夫所产的海贝，才是长期的国际货币？《海贝与贝币》中，杨斌给出了答案：被当做货币的海贝（下称货贝），单个分量轻、耐磨、不易碎、尺寸均匀到几乎大小完全一致，且不可人工复制，这种货贝，盛产地只有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由1192个珊瑚岛形成26个环礁，货贝不与其他贝类杂居，环礁保护了它们。在其他地区，货贝很难如此标准化、价格低廉且产量稳定。

马尔代夫货贝的盛产状况，从九世纪一个叫苏莱曼的波斯商人的记载中就可知一二：“海贝聚集在海水表面，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居住群。把一根椰树枝投入水中，海贝就会攀附到椰树枝上。”

苏莱曼之后，有个叫马苏第的波斯商人也到了马尔代夫。他声称，马尔代夫的女王除了海贝别无他钱。关于海贝的采集，马苏第像讲童话故事一样告诉别人。虽然马尔代夫盛产货贝，但印度才是最早把海贝演变成为货币的区域。杨斌在书中，称苏莱曼和马苏第认为的马尔代夫把海贝当作货币，“只是长期以来的误解罢了”，而真正把海贝演变为货币的，则是印度人。且印度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把海贝当货币，即使是海贝用作货币的那些区域，也只是作为金属货币的一种补充，它只承担小额货币的功能。

即便这样，杨斌仍觉得把海贝当作货币，是一种“巧妙的发明”。这个发明诞生以后，迅速蔓延到了邻居的东南亚，并向北到了云南。

和郑和一起下西洋的马欢，是名翻译。他也记载了马尔代夫人采集海贝的事，说海贝在马尔代夫被人“积采如山，奄烂内肉，转卖暹罗、榜葛剌国，当钱使用”。根据马欢的记载，海贝并没有在马尔代夫就能当货币用，而是转卖到了暹罗等地后才当钱使用。

马尔代夫周边，贝币价格最便宜，运一船贝币到孟加拉，只能换回1-2船大米。而中国云南离马尔代夫远，贝币价格高，据马可·波罗记录，约726枚海贝可换一两白银。虽然有价格差，但靠传统手段，很难利用这种不均衡牟利。

这种局面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家们的一次次冒险而打破。在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次购买海贝便达上百吨，这些海贝被送到伦敦拍卖，奴隶贩子拍到后，再送到西非换成黑奴，运往美洲。海贝的巨大利润一度让葡萄牙想把马尔代夫征服，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无奈，马尔代夫群岛周边海域复杂，葡萄牙虽然船坚炮利，始终未能如愿。

对话

“贝币世界是市场主导的不是由某个大国控制或操纵的”

记者：您是怎么对贝币的历史产生兴趣的？在研究和著述过程中，除完成《海贝与贝币》，您还有哪些重要的收获？

杨斌：2000年夏天，我发现云南四面不靠海，却居然曾经用海贝做货币，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2000年8月，我回到波士顿，马上告诉了我的导师PatrickManning教授。他听了之后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说西非的黑奴贸易也用海贝作货币。后来，海贝和贝币便基本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章，从货币和经济的转型来探讨云南融入中国的关键。以后我又注意到了黄河流域、三星堆、东南亚、印度和西非的海贝，于是便考虑：这些各个不同地区的海贝，究竟是分散的零碎的几个故事，还是涵括不同组成部分的一个全球性的故事。这便是海贝这本书的由来。

《海贝与贝币》这本书是货币史、海洋史和全球史的三合一，又包括了中国史、东南亚史、印度史、西非史、太平洋岛屿史和美洲史，所以领域和学科的挑战非常大。在研究过程中，我针对海贝带出来的问题，分别加以学习、领会和应用。其中最关键的收获就是对货币的理解。

记者：“全球化”这个词近百年才经常被提到，“地球村”的概念也不过二十年左右。看了《海贝与贝币》后，才知道马尔代夫的一种海贝早在交通那么落后的数千年前即在亚非欧流传，您在写作这本书前后，对全球化有着怎样的认识？

杨斌：需要指出的是，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马尔代夫处于海洋亚洲的必经之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交通落后之地。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必须经过马尔代夫。这样，从中世纪到十七十八世纪，无论在欧洲殖民者到亚洲之前还是到来之后，马尔代夫一直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不久，但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早就出现了，虽然学者对其定义和历史也争论不休。打一个比方，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把人类的生存空间从东非扩展到亚欧大陆、东南亚、澳洲、太平洋岛屿以及南北美洲，便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保守估计，开始于几十万年前。

到了上个世纪，由于科技的发达，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感受空前生动深刻，所以出现了“地球村”这个概念。实际上，地球一直是个大的村庄，早期的青铜冶炼、马车（车轮）、动植物的驯服早就把我们的祖先塑造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记者：贝币较大范围、较长时间的使用，在您看来，是偶然还是必然？

杨斌：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从偶然这方面来讲，印度德干高原玄武岩在恐龙时代的爆发，导致了马尔代夫群岛的形成；而位于热带海洋的马尔代夫是由一系列珊瑚礁构成，珊瑚礁又是海贝的温床，哺育了天文数字的货贝；离马尔代夫不远的印度孟加拉地区比较早就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因而需要货币，而缺乏小额铸币就迫使当地社会就寻找一种形状一致、体积灵巧、坚固耐磨的天然物质，来作为货币使用。在这样一系列的“巧合”之下，海贝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孟加拉地区的货币了。从必然这方面来讲，随着市场的扩展，贝币也随着市场进入新的社会，于是孟加拉临近地区，只要缺少小额金属铸币，就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贝币。这些地区，包括阿萨姆、东南亚的清迈以及我国的云南。

记者：“贝币世界”或者“贝币时代”的具体形成，仍有很多谜团未解，您觉得贝币的流通，对现代社会的形成有着些怎样的意义？

杨斌：贝币在亚非欧大陆的广泛流通，完全是市场的力量，没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或者政权在背后支撑或者强力推行，这点对我们似乎有着启发意义。

记者：马尔代夫作为主要的贝币产地，为什么没有成为“贝币世界”或者“贝币时代”的金融中心？

杨斌：我们对马尔代夫的历史仍然不甚了解，不过，我们可以推知，马尔代夫上千年来受益于其作为海洋亚洲枢纽的地理位置，海贝（以及其他著名特产椰绳和鱼干）出口给马尔代夫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支撑了这个岛屿王国的兴旺发达。

话说回来，当时的贝币世界并没有近代“金融”的概念或实践，也没有一个实体或几个实体联合将海贝作为资本来进行商业投资的思维或能力。海贝贸易和贝币流通是通过贝币世界当中各个不同环节不同人群完成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海贝和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货币不同，它本身没有内在价值。

记者：贝币被欧洲人用来购买西非的棕榈油，润滑、加速了欧洲的机器，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进而推动了欧洲霸权在全世界的扩张。让人深思的是，贝币产地所在的亚洲，却成了欧洲霸权扩张的受害者。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局面的产生？

杨斌：最关键的一点是贝币是单向流动的，欧洲社会不使用贝币，没有海贝留在欧洲本土。因此，欧洲殖民者就通过海贝贸易和贝币这个亚非社会认可接受的价值获取了这些社会的财富，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家俗称的“空手套白狼”，欧洲人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价值。相反，以黄金和白银为例，欧洲人把这些贵金属从美洲运到亚洲特别是中国，交换亚洲的资源如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白银，无论对于亚洲和还是欧洲而言，都是价格高昂的硬通货，所以欧洲抱怨他们付出黄金、白银多多，产生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因而想方设法用亚洲人需要的商品去交换亚洲的商品。鸦片贸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记者：您在书中说“贝币世界”不存在“中心—边缘”结构，这样的世界体系，对未来地球村的建设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借鉴意义？

杨斌：贝币世界是市场主导的，不是由某个大国控制或操纵的。贝币世界当时虽然包括了许多国家、许多宗教、许多人群，但贝币却超越了这些权力、宗教和族群以及地理环境的边界，为大家所接受。这或许表明，有所不为的权力，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权力，对于沟通世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