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徐达、常遇春并列的明初三大将之一

说起朱元璋座下得力大将，人们议论最多的便是徐达和常遇春。 这两位的确是天然生成名将，不但足智多谋，并且能征惯战，在朱元璋荡平天下、一统江山的过程中，百战沙场，建下赫赫战功。

事实上，徐、常之外，朱元璋手下还有一个愈加能打、愈加生猛的大将，其早期战功更大，威名更扬，止因反叛被诛，致使战功被掩、姓名不大为后世所知。

这个人，便是蚌埠人邵荣。

邵荣原先的威名有多响呢？

举一个比如。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三月，处州（今浙江丽水）苗军降将听闻金华暴乱后，也响应发起暴乱。张士诚部趁机攻击诸暨。镇守诸暨的谢再兴向李文忠求救。这时的李文忠刚镇压完金华暴乱，无法兼顾，只好派胡德济前往救援。谢再兴嫌援兵太少，再请李文忠。李文忠只好打着邵荣旗号虚张声势，到处贴告示说邵荣的大军马上就到。谢再兴部由此军心大振，而张士诚部一下子就慌了，上下将士都收拾行装准备撤走。晚上，谢再兴，胡德济施行劫营，得以大胜。不久，邵荣果然领兵前来征讨，张士诚部已撤得干干净净，邵荣所以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处州暴乱。

看，邵荣的旗号打出，张士诚部就军心惊惧，不战自乱，足见邵荣威名之隆。

惋惜的是，《明实录》对邵荣着墨极少，也只在邵荣平定处州暴乱时略书了一笔。 而宋濂在提及处州之役，记安南翼总管季汶“勒部驻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书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夹击。”竟不提邵荣的姓名，而称为“邵某”，足见小心谨慎。

不过，从“邵某”的官职为中书平章政事上看，他当时的位置是很高的了。 “中书平章政事”的全称应该是“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个官职，是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取应天后承受小明王册封的官职。由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朱元璋被小明王升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而平章一职则就由邵荣接替。

也便是说，在朱元璋集团中，榜首号人物是朱元璋，第二号人物便是邵荣。

《明史》对邵荣着墨更少，但在《明史常遇春》里却有这么一句：“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至是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

即论资历、战功、位置，邵荣在徐达、常遇春二人之上。

也由此可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邵荣都是以榜首统帅身份领军南征北战的。 这段时间有多长呢？ 可以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算起，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止。

至正二十年（1360年）的龙湾大战之后，朱元璋改置枢密院为大都督府，任朱文正为大都督，总中外诸军事，从此，邵荣就再也没有以榜首统帅的身份带兵出征。

关于邵荣的来历，《明实录》只说“荣，粗勇善战，与上同起兵濠梁”，可知邵荣并不是投靠或投降朱元璋的，情形应该与汤和类似，一开始是参加郭子兴义军，后来在郭系集团消失后才成为朱元璋部下的。

邵荣在《明实录》中的榜首次亮相，是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渡江追求攻克集庆路（应天府）：“上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 必须指出的是，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 由于，在红巾军进攻集庆路之前，这支红巾军中，郭子兴长子郭天叙为濠州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分任左右副元帅。

此外，大将中级别最高的是邵肆、邵荣以及前来投靠的巢湖水军统帅廖永安。 《明实录》的这段记载，没有郭天叙、张天祐、邵肆等人的姓名，又把邵荣的姓名排在徐达、冯国用之后，廖永安更是被排在最末，明显心怀叵测。

至正十六年（1356年）初，郭天叙以及张天祐在攻击应天过程中，被降将陈埜先杀戮。而邵肆不久阵亡，廖永安于至正十八年（1358）底不小心被张士诚俘获。 原先位置最高的六人，剩下了朱元璋和邵荣。

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攻克门户和平府后挥军直逼应天府。

《明实录》载：“上派杨璟驻大胜港，常遇春和冯国胜帅五翼军屯石灰山，张德胜，朱虎帅水师在龙江关外，徐达驻南门外，上亲总军于卢龙山。”没有出现邵荣的姓名。 俞本《纪事录》的记载却和《明实录》完全不同，俞本《纪事录》是这样说的：“上调常遇春拒长张于龙湾，邵荣拒五王于石灰山，徐达居中应援，上于石头城山上督战，数战晦气，上调邵荣沿江西截战，友谅兵首尾不能相顾，遂大北。”

按照俞本《纪事录》的记载，在这场大战中，邵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初，朱元璋得小明王封吴国公后，就录用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徐达为行中书省右丞，常遇春为参知政事。该年三月，又调邵荣、徐达、常遇春等人到中书省，而将军事机构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录用朱文正为大都督，把全军最高军事统帅交给了朱文正。

此举，对此前一向独立统军的邵荣来说，那是明升暗降。 大事未成，朱元璋为什么就开始镇压得力干将了呢？ 估计是受了陈友谅弑主事件的刺激。 陈友谅和邵荣的阅历有几分相似，都是威名赫赫独立带兵打仗的主将，而在龙湾大战之前，陈友谅野心焕发，挥刀杀了主子而自立为帝。

在龙湾之战后，朱元璋考虑到邵荣掌握兵权，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玩了这么一手。 邵荣天然因此不满。 《明实录》记：“（邵荣）自平处州还，益骄蹇，有觊觎心，常愤出怨言。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与赵继祖俟间作乱。”

邵荣和赵继祖等人计划趁当年八月朱元璋阅兵之时发起反叛，哪料，事泄，被捕。

《国初业绩》记：“上命武士执荣与赵某连锁，置酒待之，间曰：‘吾等同起濠梁，本想事业有成，同享富有，不失为一代君臣，尔等如何要谋背我？’荣曰：‘吾等周年在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得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饮酒，仅仅追悔而涕，太祖亦泪下。赵某呼邵荣曰：‘若早为之，不至做床下狗死，事以至此，涕何宜？惟畅饮而醉！’”

《明实录》记：“上不欲即诛，系于别室，召诸将曰：‘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故处之？’常遇春曰：‘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晦气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诀，皆就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