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79年，大明王朝的都城南京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马车因为速度太快，导致车上乘客不幸坠亡。本来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就行了，但是死亡的这名乘客不是一般人，他是南京城里最有权势的官二代，当朝丞相胡惟庸的儿子。

胡惟庸知道自己儿子乘车坠亡的消息后极为震怒，没有按照正常的司法流程将肇事车夫交给有司定罪，而是私自将车夫处死泄愤。按说南京城每年都要发生几起类似的意外事故，权倾朝野的当朝丞相私下杀一个人，这在封建社会里也不是什么大事，总是有办法隐瞒过去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他的皇家密探锦衣卫无处不在，这位身在皇城里的皇帝对每一位大臣的情况是了如指掌，随时都会有人向他汇报。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随朱元璋起兵，一直深受信任。明朝建立后，得李善长推荐，被朱元璋任命为右丞相，后来又进升为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胡惟庸擅自处死车夫的事情很快就被朱元璋知道了，于是就召胡惟庸进宫解释。胡惟庸在去皇宫的路上，想了各种各样推卸责任的理由，但没想到朱元璋在听完胡惟庸的解释后，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偿命。

胡惟庸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自己堂堂一个丞相居然要为一名车夫偿命，这在他看来处罚有些重，在当时社会不只是他，其他人恐怕也不能理解。虽然在封建社会也有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大多时候那只是安慰普通人的一种空话，有几个人能做到呢？然而不理解归不理解，皇帝都这么说了，你也改变不了。于是胡惟庸就讨价还价，请求破财免灾，用钱财来补偿车夫的家人，结果朱元璋态度很坚决，不同意。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朱元璋对于这位开国功臣，大明王朝的二把手真的就是因为他擅杀百姓而要秉公执法吗？当然不是，只能说这起交通肇事案只是一个导火索，朱元璋想收拾胡惟庸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呢？

实际上胡惟庸被诛杀的理由并不是以谋杀罪，而是以谋反罪被诛九族的。但是谋反罪的证据视乎又不是那么充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权力之争，而且争权的对象是自己的老板，当朝的皇帝。

自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并设立丞相一职以来，君主的君权与丞相的相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没停止过。

不管是三公九卿制还是三省六部制，丞相的权力都很大，而且这些都属于丞相自己的领导班子，所有的国家诏令都要通过丞相的班底呈送皇帝或向下颁布。所以无形中追求绝对集权的皇帝和丞相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和矛盾。这种矛盾的调和是需要双方共同的配合和相互的默契，否则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元朝统治的近百年，由余种种原因，加上制度的不完善，登基的皇帝大多数都政治智慧和胆识不足。元朝的皇帝权力很弱，而丞相都很强势，甚至很跋扈。整个丞相制度给朱元璋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明朝建国之初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统率百官，处理政务。相权之大已经达到与皇帝相抗衡的地步，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皇权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此采取多种手段来限制丞相的权力。比如大小政事皆有皇太子处理，然后报给自己；设立通政司，规定凡内外大臣奏章，必须由通政司转达皇帝，皇帝批示后再由通政司抄给有关部门和官员；老百姓的申诉也由通政司直接送达皇帝；取消了丞相指挥六部的权力，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

以上措施也可以说明，明初的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废除丞相加强皇权也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胡惟庸谋反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明初时丞相一职存在了十二年直到胡惟庸被诛。总共有七人担任过丞相职位，在胡惟庸以前，做过左右丞相的有李善长、徐达和汪广洋。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常领兵在外，汪广洋唯唯诺诺，不大敢管事。而胡惟庸为相时长达六年之久，权力最重。

《明史·奸臣传》记载，胡惟庸任相期间：”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胡惟庸为人专横跋扈，狡猾奸诈，颇为同僚所憎恨。如徐达就“深疾其奸邪“；刘基也认为胡惟庸”奸态不可用“，朱元璋也知道胡惟庸人品不好。但让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就是胡惟庸大权独揽，收买人心，排除异己，和获罪被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亭、平凉侯费聚来往密切，军事贵族和朝廷的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这就很严重了。

所以朱元璋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一心腹大患，胡惟庸处理儿子交通肇事案的不当行为，刚好给了朱元璋一个很好的借口，加上此时正好有人举报胡惟庸密谋造反，于是朱元璋就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并诛九族。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就废除了中书省不设丞相之职，至此存在了1600年的丞相制度就此被废除，胡惟庸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权的丞相，而且是被诛九族的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