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关的两个历史人物有过联系?

未知 2020-05-09 11:52
不相关的两个历史人物有过联系? 

说起这类历史人物间,那些“意想不到的联系”,很值得一说的,就是中外人物之间,一些颇有趣味的交集。比如下面这几桩。
 
一、白居易倾倒“日本女神”紫式部
 
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平安时代”是个无比重要的年代,这时代的“日本小说鼻祖”紫式部,更是集颜值与才华于一身的“女神级”人物。但这位女神的心里,却长期只装着一个中国男人:白居易。
 
 
 
白居易去世时的年代,距离“日本女神”紫式部出生时,都至少差了一百三十多年。理论上说,那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先看看紫式部的代表作,那部至今吸引无数“中国文青”的《源氏物语》,就知道白居易在她心中是怎样的分量:小说中的“桐壶帝”在向心上人表达爱意时,就碎碎念着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名句。“源氏公子”在遭遇到流放厄运时,也反复吟诵着白居易的“两千里外故人心”,不知不觉泪如雨下……
 
在整部《源氏物语》里,这类“顺手”就引用白居易诗篇的桥段,竟有154处之多。可见在紫式部的心中,白居易的身影“扎”得有多深。
 
 
 
如此景象,也是白居易“红透日本数百年”的缩影。自从在白江口被大唐胖揍后,整个日本都从此仰视大唐,唐诗也就成了日本全社会的大爱。写诗通俗易懂,且充满“闲适”“小感伤”情怀的白居易,则是最对日本人的脾气。
 
在中国唐宋同时期的日本,日本“天皇”们枕边都要放白居易的诗集,一代代日本人掰碎了学白居易的诗风,宫里设有专读“白居易诗”的诗读官,民间的“白乐天社”也红红火火。“与白居易梦中相会”是多少日本文人一辈子的愿望。倾倒个“日本女神”?放那时真不算个事儿。
 
 
 
何为“中国文化超越国界的影响力”?可以瞧瞧,在日本一红数百年的白居易。
 
二、冯梦龙把东罗马皇帝写进小说
 
身为一位酷爱“历史题材”的明代文豪,冯梦龙在其小说集《三言》里,也写进了大量中国历代风云人物。诸如“宋太祖千里送京娘”“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李白醉草吓蛮书”“海龙王钱缪发迹”之类的段子,也从此流传数百年,今天还给古装剧贡献生动素材。不过更牛的是,连外国的“风云人物”,“冯大文豪”也照样没放过,比如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公元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与公元17世纪的中国大文豪冯梦龙,这俩人本该没什么交集。可冯梦龙先生妙笔生花,硬是把这位东罗马皇帝,写进了其作品《喻世明言》的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成佛》的故事里,成了里面的“大秦国王满屈”。还来了一段“抗罗马神剧”:南北朝年间,如狼似虎的东罗马帝国,本想吞并中国梁朝,不料梁武帝淡定应对,带着一群和尚在明州阿育王塔里一顿念经,接着东罗马海面上就狂风大作,杀气腾腾的东罗马舰队,差点就全给拍进海里。
 
至于小说里被命名为“满屈”的查士丁尼,还被冯梦龙安排了一段台词:“中国天子弘福,我们终是小邦,不可与大国抗礼。”然后乖乖纳贡称臣,“戏份”圆满结束。
 
一位明朝的作家,写小说为何能写到东罗马?放在那个年月,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那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年月。冯梦龙生活的江南地区,平日就是“洋货,皮货……如山如林”,日常见个“洋玩意”毫不奇怪。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一批批传教士游走在中国各地。如此火热交往的年代,和一个多世纪后那个满以为“洋人腿不能打弯”的闭关锁国时代,完全是两样。写个东罗马皇帝?也是赶个潮流。
 
 
 
同样有趣的是,这位被冯梦龙“编排”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还真是个与中国有实实在在交集的“外国元首”。他生活的年代里,正是中国丝绸畅销陆上丝绸之路的南北朝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消费与产业,已经严重依赖丝绸贸易,却又因此受尽“邻居”波斯的盘剥。忍不下这口气的查士丁尼,一度发起“蚕丝战争”,与波斯大打出手,就为绕开“波斯中间商”,直接找中国买丝绸。
 
而在各种办法碰得头破血流后,公元553至554年,查士丁尼不惜重金悬赏,终于买通一群印度僧侣,利用南北朝此时正火热的“佛教信仰”,堂而皇之的进入中国,把一批蚕种偷运回了罗马。
 
盼丝绸盼红了眼的东罗马人,这才学会了养蚕织丝。虽然他们的丝织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纺织业的原始阶段,生丝十分粗糙,更不会生产优质花丝,但放在西方国家,好歹还是独一号,拥有这“强大山寨水平”的东罗马,也就蓬勃发展起来,进入了其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如此“交集”,见证了东西方经济往来的历史,也印证了“核心技术强国”的意义。
 
三、“雍正遗嘱”气坏俄国女沙皇
 
自从在雅克萨打了一仗,签过《尼布楚条约》后,整个康乾盛世年间里,大清与沙皇俄国虽然也闹过摩擦,但基本井水不犯河水。但1770年8月,登基八个年头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却被大清雍正皇帝胤禛,活活气得不轻。
 
1770年时,正是大清朝乾隆三十五年,雍正皇帝也已驾崩三十六年,“死雍正”还能气坏“活沙皇”?没错,就是被雍正的遗嘱气的。
 
 
 
1770年7月,俄国启蒙运动领导诺维科夫,在其创办的《闲谈家》杂志上,刊登了俄文版的《雍正遗嘱》,这篇几乎“原汁原味”翻译雍正遗诏的文字,是由当时的俄国汉学家节昂列夫苦心译出,不但完整保留了中文版的全部内容,且为了通俗易懂,还加入了大量俄罗斯的口语俚语,因此发表后就引来热烈反响,让当时的沙俄权贵阶层,好好认识了一下中国的雍正皇帝。
 
但此时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却是气得不轻。
 
 
 
因为诺维科夫刊登这篇“遗嘱”,不是为了图新鲜,相反却有很强的指向性。整篇“雍正遗嘱”里,雍正既讲了大清朝“正大光明”的皇位传承制度,又告诫儿子乾隆帝“亲正人,行正事”。同样是“雍正遗嘱”里,雍正“朋党最为恶习”的观点,也叫叶卡捷琳娜女沙皇心惊,沙俄十八世纪的历史,基本就是拉帮结派不断,血腥政变不停。对于登基方式并不光彩,且身边围绕着一群“宠臣”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说,这几句就是“打人又打脸”,如何不气?
 
于是,发表“雍正遗嘱”的诺维科夫,也就倒了血霉,他的《闲谈家》被沙皇俄国查封。二十二年后,他又被捕入狱,度过了四年监禁的时光。
 
但是,同样是这位“被气着”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时期积极鼓励工商业,引进各国先进产业技术,中国的《农政全书》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沙俄,助推了俄罗斯产业的发展,终于令一度百孔千疮的沙皇俄国,焕然成为震撼欧洲的军事力量。比起“邻居”大清王朝,18世纪末的停滞与衰落,这其中的教训,何尝不同样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鲍良骏《雍正遗诏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张爽《公元3—6世纪亚欧大陆的丝绸贸易》、袁狄涌《白居易作品在日本》、王雅楠《浅谈白居易作品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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