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形象从历史人物到民族崇拜的转变
关公与关公文化, 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占有重要地位, 不仅是宝贵的道德资源、文化财富, 更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关公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浓缩”。
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 对比关公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差异可以看出, 演义将其“忠、义、信、智、仁、勇”等光辉形象不断放大——甚至不惜以转嫁、捏造等方式对其润饰与美化;其“护前”“趁人之危”“不恤下属”等缺点被删减, 使得关羽形象渐趋完美, 最终走向了英雄化、民族崇拜的道路。随着三国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义释华容道”等英雄事迹所展现的“义”“勇”“仁”等可贵品质逐渐深入人心, 他还被封为“武圣人”“护国神”“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奉祀儒释道三教。
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 由一个人物演变成一种信仰和文化的现象不是很多, 关公崇拜便是这为数不多的一种。诚然, 关公崇拜不是一朝生成的, 而是世代累积、众多文化要素综合的结晶。作为关公形象转化、生成的集大成之作, 《三国演义》无疑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三国演义》作为一部累积型的历史小说, 在创作上历经史家著述、话本小说、民间戏曲、历史演义等诸多样式——这就为我们探讨关公形象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参照。三国故事早期记载于史书《三国志》, 该书保留了关羽较为真实的早期形象。
三国时期的关羽并不像现在这样受世人推崇, 其地位也远远没有诸葛亮高。在《三国志》中, 关羽也有很多的缺点, 其也有“护前”“趁人之危”等缺点。但史书毕竟保留了最原始的材料, 是罗贯中 (约1330—约1400) 最重要的参考, “《三国志》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2]。下面对比两书描写关羽的记载, 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加减法”来刻画关公这一光辉形象的。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材料进行吸收、继承的同时, 又杂厕了俗文学的有益成分, 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初步奠定了其走向民族崇拜的基础。试看两书涉及其性格、相貌、籍贯 (郡望) 、人生经历、兵器装备等方面的描写。见表1。
我们通过表1对比得知, 就其性格来说, 《三国志》侧重从刘、关、张三人的交情、事迹来描写, 略显客观;《三国演义》则是从英雄豪气入手, 突出其游侠、不羁的江湖情性, 更见主观。就其相貌来说, 《三国志》仅记其“美须髯”, 具体长得何等威武、英俊, 作者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则极尽夸张、铺排、渲染之能事, 把关公的身高、胡髯、容貌、嘴唇、眉眼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给人一种英雄再现的感觉。“历稽载籍, 名将如云, 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 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 则极其英灵。”[5]255正如毛宗岗 (1632—1709) 所说, 这种描写就平添了一种正义凛然之气, 令人肃然起敬。就往事经历来说, 史传中只有“亡命奔涿郡”;而演义则作了详细交代——“因本处势豪, 依势凌人, 被吾杀了”。这就为我们揭示了其逃命的缘由——因打抱不平而浪迹天涯, 其英雄形象又增加了几分。就武器装备来说, 史传里没有交代, 而在《三国演义》中则配备了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三国志》中虽未记载关羽使用何种兵器,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其斩杀颜良时“羽望见良麾盖, 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 斩其首还”[3]939得知, 其所用兵器应以刺杀为主, 不是砍杀一类的大刀。赤兔马在史传中出现在《吕布传》中:“布有良马曰赤兔”[3]220;接着又转引了《曹瞒传》的一句话来交待此马是何等威武, “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 马中有赤兔’”[3]220, 可见连关公的坐骑也是如此威武。对比两书可以得知, 史传描写较为客观, 演义则将其写得神乎其神, 为关羽走向民族崇拜提供了审美接受上的准备。
表1《三国志》、《三国演义》关羽形象描写对照表 下载原表
事件是推动人物形象、性格发展的助推器, 复杂多样人物性格的形成也是在众多的事件中进行的。关羽英雄形象的定型, 与众多的历史事件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一连串彰显其光辉典型的事件, 促使其逐渐走向了民族崇拜的道路。“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 (操) 遂纵兵击, 大破之, 斩丑。”[3]19从这段话可以得知, 诛杀文丑由曹操亲自指挥, 关羽没有直接参与;罗贯中为了凸显关羽的英雄形象, 就把斩杀文丑的功绩算到了关羽身上。据《三国志》载:“坚复相收兵, 合战于阳人, 大破卓军, 枭其都督华雄等。”[3]1096, 斩杀华雄的是孙坚, 而《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关羽的英勇果敢, 又把这一战功嫁接到关羽的功劳簿上。在“温酒斩华雄”这一段描写中, 把关羽的果敢、超强胆略刻画得淋漓尽致:“华雄来寨前大骂搦战……众大惊……众皆失色……众皆失惊……其酒尚温。”[4]45作者在这里集中展示了关羽勇猛过人的光辉业绩。单枪匹马只身入险境斩华雄于马下——“杯酒尚温”, 将其骁勇果敢的“神”与“威”刻画得活灵活现。
要之, 《三国志》等史传显得客观、平稳;《三国演义》则极尽“小说家言”渲染烘托之能事, 使关公的形象更丰满, 促使其逐渐走向英雄化、民族崇拜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 《三国演义》主动适应了民众的审美接受、文化心理等需求, 使得关公形象更加富有典型化, 更符合民族崇拜的气质和要求。
二
作为文化形象, 关公的性格是十分鲜明而生动的, 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廊里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民间更是长久传播, 受到民众广泛地喜爱。后世封建统治者, 利用关公所体现的忠、义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影响, 以封王封帝的名义, 给他戴上“大帝”“圣君”的桂冠予以神化, 使之成为统治、束缚人民的工具。再加上三国故事本就“宜以宣讲”、市民文学等样式的繁荣, 关公逐渐远离了历史的轨道——走向了民族崇拜的道路。
(一) 三国故事“宜以说讲”
《三国志》纵然是正史, 但是其材料、内容却并不枯燥乏味, 而是便于说讲。“盖当时多英雄, 武勇智术, 瑰伟动人, 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列国之繁, 故尤宜于说讲。”[6]诚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述, 当时诸路英雄各展其能, 驰骋疆场, 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也留下了诸多传奇逸事。尤其是作为传奇英雄的关羽, 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人物。正因其“宜于说讲”, 三国故事才能从史书到话本、由话本到演义小说, 并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经久不衰。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 (661—721) 认为, 史传文学具有“文约而事丰”[7]181“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7]186的特点。《三国志》的行文、叙事, 同样具有鲜明的史传文学色彩。首先, 《三国志》通篇使用文言, 叙事粗糙、简略。梁启超曾经对这一缺点进行过批评:“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 夙称良史, 但其不满人意者……行文太简, 事实多遗。”[8]然而这一不利因素, 恰恰有利于史传向小说的转变。关羽在《三国志》里着墨不多, 但是就其为何“出奔”“护前”等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空间。其次, 《三国志》在正文之外, 有详赡丰富的注释——裴松之 (372—451) 注。裴注在注解正文的时候, 广泛搜稽了其他史书, 如《蜀记》《吴历》《华阳国志》《傅子》等;同时又深入民间进行考察, 补充了很多民间传说等成分, 使得《三国志》具有了很高的参考利用价值。如“随先主周旋, 不避艰险”条注:“《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 关羽启公, 布使秦宜禄行求救, 乞娶其妻, 公许之。临破, 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 先遣察看, 因自留之, 羽心不自安。’”[3]939这里就给我们透露了关羽的“逸事”——“乞娶其妻”, 为后世小说家留下了广阔的发挥、创作余地。“所谓‘绘事以众色成文, 蜜蜂以兼采为味’, 裴松之的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陈寿记事简略、文味欠浓的缺憾, 使得三国时期的人物形象更具风采, ”[9]裴注为后世提供了关键的史料及小说素材, 使得三国故事更加“宜于说讲”。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关公形象在民间的传播, 为其走向民族崇拜提供了史料上的准备。
(二) 佛道推崇, 政治标榜
由唐至宋, 是关羽形象的重要形成期, 其最大促成要素是佛、道两家对关羽的宗教化利用, 以及封建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推崇——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标榜”。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 之所以能在中国站稳脚跟, 与其本土化、主动适应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把关羽作为信徒的神灵。蔡东洲先生认为, 佛教对关羽的利用、宣传始于唐代中后期[10]。董侹 (?—812) 《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记载了早期佛教神化关羽的历史事实:“……寺西北三百步, 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 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 名羽, 河东解梁人, 公族功绩, 详于国史……惟将军当三国之时, 负万人之敢, 孟德且避其锋, 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 死生一致, 斩良擒禁, 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 殁为神灵, 所寄此山之下, 邦之兴废, 岁之丰荒, 于是乎系。”[4]45该文记载了玉泉寺的传说, 也是辑录关羽与佛教的较早文献。此后, 佛教与政治“结为联姻”, 二者相互利用制造了关羽显灵、显圣的众多传说。关羽逐渐成为佛教中重要的护法神, 更成为封建统治者麻痹民众的“挡箭牌”。
据学者研究, 至迟在宋代, 关羽在道教中也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宋徽宗甚至还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又于崇宁二年 (1103) 接受了道教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 (1092—1127) 的请求, 将崇宁钱授予了关羽。此后, 关羽便有了“崇宁真君”的尊号。“《汉天师世家》一卷, 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 投符解州盐池, 磔蛟汜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于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 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5]628日后, 关羽的地位在道教也得以确立并逐渐走向辉煌。
佛、道两家利用封建政府的提倡巩固了各自的地位, 而封建政府也利用宗教来麻痹百姓、维护统治。随着关羽形象日渐深入人心, 其教化、引导作用也就更加凸显。佛、道两教在中国找关羽作代言人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而封建政府也趁势极力夸大其“忠、义、仁、勇”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此后, 宋元到明清, 封建政府对关羽的封赠节节攀升, 其地位也到了顶峰。
(三) 文本写作技巧的成熟
关公从史传走向英雄传奇不仅得益于史料发掘、政治支持和宗教推动, 还得益于多种文本样式及其创作技巧的成熟。宋元时期, 拟话本、说唱艺术等市民文学逐渐兴起, 对小说等文本形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国演义》广泛地汲取了民间文学的有益成分, 使得该书成为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典范之作, 关公作为民族崇拜的形象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
《三国演义》在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七实三虚”:“惟《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 三分虚构。”[11]但作者在处理“虚”“实”的时候, 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 而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相互融合。“这种粗看好像与历史‘相似’, 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 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 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 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 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12]据《三国志》记载:“秋, 大霖雨, 汉水泛溢, 禁所督七军皆没。”[3]941于禁与庞德率领的七支部队被泛滥的汉水淹没, 这本来是天灾, 而《三国演义》却把这件事虚构成关公所做。“时值八月秋天, 骤雨数日。公令人预备船筏, 收拾水具……于禁七军不屯于广易之地, 而聚于罾口川险隘之处;方今秋雨连绵, 襄江之水必然泛涨……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4]641作者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 最大限度地虚构了这一场景, 将天灾变成了展现关公足智多谋的“演练场”—再次彰显了关公作为“虎将”的智勇双全。
《三国志·武帝纪》载:“备……遂杀徐州刺史车胄, 举兵屯沛。”[3]18可知, 在正史中, 车胄是被刘备消灭的。但是《三国演义》在第二十一回写道:“火光中只见云长提刀纵马直迎车胄……车胄大惊, 战未数合, 遮拦不住, 拔马便回……云长赶来, 手起一刀, 砍于马下, 割下首级提回。”[4]192作者巧妙地把刘备的功绩转移到关羽身上, 不仅表现了关羽的勇武超群, 还彰显了关羽在复杂的状况下审时度势处理问题的果敢, 充分说明了关羽的英明与卓越智慧, 进一步将其英雄化、神化。
三国故事“宜于说讲”, 再加上政治支持、宗教推动以及文本写作的美化, 关公最终走向了民族崇拜之路。关公不仅契合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文化气质, 更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民族精神的内涵。
三
与《三国志》的“辞浅而意深”相比, 《三国演义》对关羽事迹的描述更为多样, 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立体, 英雄色彩也显得更为浓厚。在这一过程中, 关羽的忠、义、勇、武等英雄形象被不断放大, 而有悖于这一特质的相关情节、内容如“骄矜”“趁人之危”则被转移和淡化, 使得关羽从史传人物变为流芳百世的小说英雄, 进而走向了民族崇拜的道路。
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 逐步从史传走向小说、从现实走向神坛, 反映了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强大的向心力, 更承载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意义。关羽在官方、民间、宗教能有如此高的地位不仅仅是封建政府、信徒的推动, 更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发展轨迹、现代文化学意义息息相关。中华传统文化从孕育之初就有的向善、至德的审美趣味, 成为连接华夏民族的精神纽带, 也变成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关公文化, 正是中华民族善与德的集中体现, 这也成为其从史传走向民族崇拜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