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包围前，300名干部扮装撤离
 

1946年初春，位于蒋军重重包围之下的华夏解放区，形势现已十分明朗：一旦战事爆发，蒋军将以优势军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考虑到华夏解放区孤悬敌后，不能得到其他解放区的有力配合，上级在一边制定华夏野战军主力包围计划的一起，一边决定提前疏散一批编余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为包围部队减轻负担。

【华夏包围指战员一部】

首批被转移的包含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1955年中将）、鄂东地委书记程坦（解放下一任湖北省宣传部长）、圻黄广地委书记刘西尧（解放下一任湖北省副书记）、华夏军区组织总副部长孙西岐（解放下一任中南局组织处长）等近10位旅、地以上高级干部，他们大多是伤病在身，需要赶快脱离承受医治。

原江汉军区政委郑绍文（解放下一任高院中南分院院长），此刻担任华夏军区驻武汉处理处主任，在军调部驻武汉履行小组组长任士舜（解放下一任丹江市副书记）的帮助下，两人打通蒋军内部关系，将这10人扮装成的军调部履行小组工作人员的我军干部，组织上了蒋军飞机，再乘坐飞机经北平转机后成功抵达延安。

随后，由华夏军区副司令员王震（1955年上将）出面，向军调部进行揭露交涉，经商洽后蒋军同意组织一列火车运送野战军的部分伤员去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夏军区趁机运用这次时机，组织一小部分县、团级干部装扮成伤员，在原新四军5师组织部副部长袁文（解放下一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于5月成功抵达安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

【组织干部撤离的郑绍文】

而其他200多名中级以上干部，则以3-5人为一个小组，经扮装后步行撤离。为建立撤离路线，确保步行撤离的安全，蔡承祖、王锡璋、吴行宾和甘迈等侦察员纷繁前往各蒋军控制区，见控制区内的蒋军官员正为武士复员和接纳资产的工作闹得分外热烈，完全顾不上仔细清查沿途路人。华夏军区首长听了侦察员的报告，对撤离计划更有信心了。

为了方便干部们步行撤离，华夏军区政治部通过在蒋军杂牌军那里的统战关系，搞到了大量通行证，并确保一人一证的数量；时任豫东南地委组织部长的吴行宾（原名吴皓，解放下一任河南副书记）则组织交通员收集了所通过的蒋军各县、区、乡和保组织的路条和签章，经模仿复刻后供撤离干部运用。

针对不同撤离干部的不同身世背景，华夏军区特别组织了几条不同的撤离路线，其间知识分子身世的干部将由武汉至南京，再经六合进入苏北解放区，或由镇江至扬州，再经高邮进入苏北解放区；工农身世的干部将经信阳至郑州，再经安阳后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工农红军身世的干部则由交通员领路，经全程步行后进入苏北解放区。

为了使撤离干部在扮装撤离时不被识破，华夏军区又为他们预备了一些路费和扮装用的服饰道具，路费来源于董必武从武汉送来的蒋军钱银，服饰有些是暂时新做的，有些是热心市民捐给新四军五师的旧西装、皮鞋，主要供知识分子身世的干部运用。通过为期两周的暂时突击练习，撤离干部们不仅在外表上，在行为表现上也都已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了。

在实际的撤离过程中，步行撤离举动既暴露了不少问题，也取得了一些经历。比如一些老红军干部由于长时间在苏区内打游击，一旦再踏上蒋军控制区的土地，总觉得不安全、不自在，因而不肯脱离自己的警卫员和配枪，觉得没有维护不安全。尽管华夏军区领导曾向他们重复告知留意事项，但他们上路后没走多久又跑了回来。

还有的老红军干部，尽管带着家属一起扮装撤离，但还保持着在苏区打游击的习惯，总是把“快赶上，别掉队”等行军用语挂在嘴上。幸亏吴行宾在路上总派人盯着，一发现问题就把该组干部们召回来，经重新练习后再让他们上路。在这方面，曾任鄂豫边宣传部长的左觉农（1949年病逝）就经历十分丰富，他扮装成赶猪的，把路费装在一根竹竿内，很简单就通过蒋军封锁并抵达苏北解放区。

【鄂豫边宣传部长左觉农】

而曾任鄂豫边秘书处长的江仲华（解放下一任湖北商业厅厅长），就归于让吴行宾操心的那类干部，因为她曾经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去过大城市。为了掩护其撤离，华夏军区领导组织了一位在上海有可靠社会关系的建国大学学员陪其一起撤离，他们俩后来顺畅抵达上海，之后又安全抵达苏北解放区。

曾任孝感县副书记的马沂的撤离之旅则有些惊险，在扮装前往信阳时，她在信阳车站遇到了被蒋军拘捕后登报声明脱离组织的高维乐。马沂急速假装没看见仓促离去，但想不到高维乐却跟了上来并提醒道：“我不会害人的，请转告上级，叛徒潘道武也经常在车站游荡，你们必定要留意他。”

带马沂去信阳车站的交通员在回到华夏解放区后，向其他尚未动身的人提供了这一情报，尔后这一路的干部们在通过信阳车站时，便都留意掩住面容，避免与叛徒潘道武打照面。

【《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

高非、左群两位女同志带着华夏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社长夏农苔（1947年牺牲）的1岁儿子一起撤离，她们在快要抵达苏北解放区时，遭到蒋军军警的盘查，军警打开了高非的手提箱，看到她嫂子送她的一串珍珠项链，顿时眼睛发光，拿在手里不断把玩爱不释手。高非看出了军警的意思，便顺水推舟地说：“这箱子咱们就先留在这儿，咱们先回娘家，明日再来取。”

蒋军军警听后当然十分高兴，知道她们是“明白人”，于是马上同意他们脱离，还特别为她们雇了船。回到苏北解放区后，高非和左群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上级对她们的这招“金蝉脱壳”之计深表赞许。

华夏包围前三天，野战军首长忽然找到负责策划干部撤离举动人员组织的鄂豫边干部科长须浩风（解放下一任湖北省组织部副部长），说：“咱们组织了300多人撤离，尽管现已和兄弟单位打过招呼了，但我担心途中有坏人混进去，你还是得专门再跑一趟把人员名单再复核一下。”须浩风当即表明承受组织组织，于是他与行政秘书林维成了华夏包围前最终两位撤离的干部。

【晚年的须浩风】

须浩风和林维装扮成教会学校的老师，穿上旧西装和皮鞋，在交通员老万的带领下，混上了开往南京的一条轮船。在船上须浩风机智地与一位正发牢骚的蒋军副官搭上关系，并在其“维护”下顺畅抵达南京，躲过了宪兵的搜查，并最终到达新华社在南京梅园新村的驻地。两天后，他们即搭乘新华社撤离的飞机，安全返回延安。

据统计，在华夏包围前的这次秘密撤离举动中，华夏解放军共撤离县、团以上干部300余人，为革命保存了一批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