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知识分子,都做了哪些尽力? ​

未知 2022-05-24 16:11

百年前的知识分子,都做了哪些尽力? 

190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我国国民性问题。这些文章好像野火燎原,在我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浪花,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何谓国民性?

国民性这个词并非梁启超创始,而是晚晴以来闯入我国的西方人创始。这些老外们罗列了许多理性的词汇来描绘其时落后愚昧的咱们,比方“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等等。

而梁启超作为第一个提出“国民性”问题的晚清知识分子,他的总结无疑要比这些西方人系统得多。

梁启超以为,国人的一个缺陷是“奴隶性”;第二个缺陷是一盘散沙;第三个缺陷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畏缩,缺乏尚武精力和进取精力。

面临其时“洋人”的船舰利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改动走向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繁痛批传统日本人一尘不染、自私自利、那腔调听起来和梁启超千篇一律。

那么,怎么改造国民性追上西方呢?

 

梁启超的思路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国民运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通过培育民众的公德认识、国家认识、尚武精力,成为“新民”,自然就可以树立更好的国家:“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详细来说,梁启超提出的详细计划,便是由像他这样的已经“醒过来”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写小说、写剧本等方法,来对民众进行启蒙。

梁启超竭力鼓舞知识分子们去写小说写剧本,用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法去进行启蒙。梁启超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行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品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小说势力之伟大,简直能造成国际矣。”

梁启超的理念在于,先更新国民性,后更新其匹配的规章。国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假如每个人都“自我更新”了,那么整个国不也就面貌一新了吗?

梁启超所代表的改动理念,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欲治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个人心都正了,那么全体也就好了。

梁启超的主意是很好的,但熟知历史的咱们都知道,梁启超的“维新”终究只继续了百日,这也是咱们常说的“百日维新”。

尽管梁启超的改动理念在其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种理念,又同时影响着后代人。

这其中的代表,便是鲁迅,原名周树人。

梁启超尽管提出了要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但梁启超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测验写过几篇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真实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总结,也是树立在梁启超的总结之上的。鲁迅对“看客”的批评是这样说的:“全国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剧烈的文明决裂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把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化,对中西文明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化。

在呼吸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后,这些其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普遍以为传统文明中有一种深化的“原罪”。

钱玄同曾说:“若玄同者,于新学识、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始知国粹之万不行保存。”

鲁迅则以为国人“许多精力体制上的缺陷”来自可怕的“遗传”。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的改变在于更为剧烈地把中西文明完全对立起来,以为它们势不两立,有你没我。陈独秀曾说:“中西文明“其根本性质极点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因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计划的核心,便是毁灭传统文明。

 

鲁迅的建议在其时更为详细,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文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文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触摸,想做点事。”

从梁启超到鲁迅,时刻尽管过去了二十年,但国民性问题仍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好像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以成为一代新人。

但个人与社会本来便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但社会环境同样也会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

从严复、梁启超、鲁迅始终只着重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影响,反而疏忽了社会环境对个别的影响,这种“单向决定论”,其实仍然是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

但即便如此,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改造国民性这个问题,仍然做出了很多亮眼的成果。

整整二十年间,鲁迅心无旁骛,艰苦卓绝,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持之以恒地揭露、总结以及批评国民性中的“劣点”。一篇《阿Q正传》,撒播度极广,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

尽管成果不错,但鲁迅等人的尽力,在其时来看,效果并不大,从鲁迅的文字来看,乃至还有退步的趋势。

鲁迅最早是信奉进化论的,以为青年必胜于白叟。但在1925年,鲁迅说:“现在青年的精力未可知,在体制、却大半仍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明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到了1933年,鲁迅又说:“今之青年,好像比咱们青年年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现在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意料之外者。”

这一现实让鲁迅在尽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规章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在通过长时刻的忌惮、彷徨和思想苦闷后,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决定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

在晚年,鲁迅看到了苏联的成功,那里存在着全国际的光亮和期望,他大量翻译苏俄文学,开端信任只有斗争才能救群众。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路的改变,好像标志着这条路走不通,但除了“单向决定论”之外,在百年前知识分子就没有别的测验了吗?

其实不然,除了鲁迅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在测验着改变方法,从另一条路,来改进“国民性”。

这个人便是胡适。

胡适早年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然后,胡适很快就认识到了“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

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改动,这就比如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答应触碰汽车。但问题是,假如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

从晚清开端,慈禧就以民智未开为由延迟立宪;袁世凯以民心思旧为由恢复帝制,吴佩孚更说,因为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所以只能走老路。

跟着对国民性问题考虑的深化,胡适的观点也发生了转机。他开端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规章先行论”,也便是说,胡适以为国民性不再是先决条件,只有先树立规章,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新国民。

 

胡适的这一思路改变,其实与他长期在欧美生活经验这一根底是分不开的。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一丑闻令全国哗然,胡适也愤怒地称之为“猪仔”,但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胡适并没有因而而否定。

胡适的新思路明显与鲁迅是相悖的。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而胡适则以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规章而不是文明,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开展。

鲁迅以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品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诈骗和诈伪,因而鲁迅的国民性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剧烈的品德批评;而胡适则以为,只进行品德批评,不追究品德背面的东西,把一切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

胡适以为,只有树立一个好的规章,才能刻画出好的国民性来。

有人说,百年前,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还有人说,正因为有了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们的赴汤蹈火,才有了今天咱们的好生活。

这些道理都十分中肯。

自从洋人的船舰利炮打开了晚清的国门后,就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那样一个年代,各种救国、救民的良方层出不穷,也正是有了前人的尽力,才有了今天咱们的美好生活。

 

全国兴亡匹夫有责,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融入血液中的风骨。时至今日,咱们回味起来,仍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年代,唯有前人的经验,可以给予咱们照亮前路的勇气,那既是指路灯,也是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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