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社会主义改造好的大间谍是什么样的？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前，沈醉作为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留在了大陆。

随后，他的妻子粟燕萍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前往香港。

别离之后，沈醉杳无音信。粟燕萍从前让让弟弟带着大女儿沈小燕和小女儿沈美娟回大陆打探音讯，可是弟弟死于混乱不安，沈小燕染病而亡，只要小美娟侥幸活了下来，被住在大陆的亲属收留。

1953年，国民党内部传来音讯，说沈醉已经被新政府拘捕并枪决了。粟燕萍听后万念俱灰，一度丧失了日子下去的勇气。

好在有一个勤务兵劝她：“太太，现在先生不在了，你还有点钱，不能总是住在酒店里，我们买个养鸡场吧。”

粟燕萍同意了这个主张。办了养鸡场不久后，她认识了国民党前将领唐如山。

唐如山早闻沈醉遗孀大名，觉得她身上肯定带有不少产业，因而对这个女性展开了热烈寻求。

一开始，粟燕萍有所犹疑，她说：“我先生他尸骨未寒，我怎么能改嫁呢？”

可是她在香港单独拉扯子女，无依无靠，日子久了，觉得有个男人支撑家庭也好，所以接受了唐如山的寻求。

谁也没有想到，婚后唐如山不仅大肆挥霍沈醉留下的金钱，还对粟燕萍和几个子女动辄打骂。

1960年，沈醉获得了特赦，被安顿到北京红星公社九宫大队劳动。他听说女儿沈美娟还在大陆，想方设法联络上了女儿。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父女二人在北京团聚了，沈醉带着沈美娟逛故宫、颐和园、北，带她吃西餐，看电影，想尽办法补偿这些年缺失的父爱。

刚出狱之时，沈醉也曾尝试着联络妻子粟燕萍。可是不久后，他就得知了妻子已经改嫁的音讯，十分绝望。

与此同时，再嫁后日子不幸的粟燕萍得知前夫还没死，又惊又喜，多次预备回京与家人团圆。可是台湾当局多方阻扰，乃至用孩子的人身安全相威胁，粟燕萍害怕连累孩子，只得挑选留在香港。

沈美娟上高中的时候，沈醉已经在文史研究委员会当了文史专员。他对周总理的关照知恩图报，并应总理的要求著书立作，让世人了解军统的漆黑内幕。

在大陆日子那些年，沈醉就先后写了200多万字，出书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等书本。

出其不意的是，这些书不仅在大陆和港台畅销，还被翻译成外文卖到国外，他也阴差阳错成了“畅销书作者”，

跟着时刻的流逝，沈美娟不忍心看到父亲孤独终老，一向劝他找个老伴儿。

在女儿的敦促和撮合下，沈醉也走入了第二段婚姻，娶了一个名叫杜雪洁的女性。杜雪洁性格要强，与沈醉父女共处并不融洽，家里的气氛总是很紧张。沈醉好几次动过离婚的念头，都被女儿给劝下了。

1979年，沈醉在台湾的子女通过粟燕萍给他寄来了信和钱。

沈醉十分高兴，他兴冲冲地跑去申请了“港澳通行证”，预备赴香港省亲。

在香港，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前妻粟燕萍。

重逢的那一刻，粟燕萍喊了一句“舒逸”，沈醉登时泪如泉涌。他哭着向前妻抱歉，并感谢她将几个孩子抚育成人。

粟燕萍流着泪说：“过去的工作不要提了，往后我们交个朋友吧。”

说罢，二人抱头痛哭。

1981年1月，香港《新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前军统大员沈醉偕女在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

沈醉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家的相聚会引起这么大的颤动。

他暂住香港期间，约稿的报馆不断，请他写一写这些年来的故事。

沈醉难以拒绝，他将和溥仪共处的往事写成了《皇帝特赦今后》；将自己在北京改造的日子写成了《战犯管理所见闻》。

台湾当局也许是忍受不了沈醉在大陆改过自新，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981年1月18日，《香港时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沈醉的文章——《揭穿沈某可耻意图》，口气强硬地要求沈醉“早点滚回大陆当的文史专员”，并挖苦其“如人道没有全失，回头仍是有岸可登。”

沈醉看到这些言辞后彻夜难眠，很快在《新晚报》上发表文章进行辩驳：“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绝不会不赞成与巴望中国提前统一的……”

临走前，他给在香港一向跟踪自己的间谍留了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晚年的沈醉多次告知女儿，国家分裂是他们这一代人形成的，应该在下一代人身上完毕，这样才干对得起祖宗。

这个从前为无数人恨之入骨的“间谍头子”，却在晚年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悟，让人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