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重修上古史，发现二里头 

查询途中（右一为徐旭生）

 

1930年代的徐旭生

 

1925年北京大学研讨所国学门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徐旭生）

 

在陕西宝鸡的古大散关（右二为徐旭生）

“在考古学上，徐旭生一个人开创了两个范畴的研讨，即周秦与夏的来源研讨。是他发现了二里头，才让夏文明研讨有了现在的局面。在上古史的研讨范畴，后人难以逾越他。他的代表作《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尽管面世已近一个世纪，但至今仍未过期……”

我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讨所所长 陈星灿

中外“西北科考”收集遗物数以千计

且大部分留在了我国，徐团长功不可没

1927年5月，一个由27名中外团员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查询团”，从北京的西直门车站动身前往内蒙古。

他们到达包头后，买了300多匹骆驼，又雇用听差、厨师、收集人、牵骆驼人后正式动身，成为“历来科学查询所未曾有之大队”，开端了对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广大西北地区的多学科查询。

中方团长为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先生（1888-1976年），外方团长是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

徐旭生作为中方团长，以日记的方式详细记载了查询团前20个月的作业。这期间，他们阅历了许多困难。有的来自恶劣天气、环境等自然条件，有的来自意想不到的人为因素，亦有时局动荡和严峻所形成的阻止。

“咱们在额济纳河时，预备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四十五日的粮，归结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见人迹的当地！冒大风雪仍须前行！几乎可以说现已陷到‘粮尽援绝’的困境！幸只丢失骆驼：至于人虽忍饥，却并未丢失一个，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 徐旭生这样记载道。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徐旭生一向保持着达观。面对荒无人迹的苍茫大漠，他曾慨叹：“此种情境，虽不见得想常阅历，然至少终身，万不可不身历一次；真实地咀嚼苦味，也自有特别的一种情味也。”

这种达观，也来自他关于怎样做学识的一种坚决情绪：“早年多少年的人，想求得常识，却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那怎样能行得了！”“自然界中何处不是学识？但非苦钻故纸之人所能知耳！”去自然界中求学识，后来成了徐旭生挑选人生路途的方向标。

这次西北科学查询到1935年完毕，持续了长达8年，收成颇丰，意义重大。“在考古方面，查询团发现了数十处史前文明遗存地址，收集文明遗物数以千计，其间包含许多的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以及陶片等物。”发现了一万多枚居延汉简（亦有人称之为额济纳汉简）。别的，该查询在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民俗学和当地史等范畴都有不俗成绩。这次查询完毕后，徐旭生受鲁迅之邀出书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

与以往国外探险者将我国文物许多运出我国不同，此次查询团所得遗物大部分留在了我国。“在其时我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次查询树立了中外平等合作查询的模范。”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所长陈星灿总结说，“该查询也打破了以往外国人对我国学者的刻板印象——以为我国人只会坐安乐椅，没法做郊野作业。”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李旻教授说：“西北查询中的阅历让徐旭生拿手组织和施行历时长、地域广、前史跨度大的考古项目。他所具有的不畏艰险的作业情绪和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使他在七十多岁时仍能亲往传说中的夏墟掌管开拓性的考古查询。”

徐旭生也给斯文·赫定留下了深入印象。赫定给予他极高的点评：“他的造就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普遍地通达他祖国的前史、文学和哲学，此外关于西洋生活和思维也不只是皮毛的知道。”

终身传奇：前清秀才之子，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鲁迅之友，被差人打掉两颗门牙……

徐旭生能得这样的点评，确是他丰盛阅历的写照。徐旭生，名炳昶，字旭生，1888年12月10日出生于河南唐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是前清秀才。徐旭生遭到传统的国学教育，四岁识字，六岁始读四书五经和史学作品《通鉴纲目》。18岁时，徐旭生到北京豫书院读书，又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语和近代科学。

25岁时，徐旭生公费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他广泛接触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常识和治学办法，受教于二十世纪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等法国学者。1921年，33岁的徐旭生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其间，他还翻译了法国哲学家韦伯的《欧洲哲学史》。

徐旭生不仅是一位融通中西思维的学者，更是一位胸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信念的社会活动家。他与留法好友李宗侗一同主办《猛进》杂志，与鲁迅在思维与文明范畴并肩作战。陈星灿说：“徐旭生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他是个实践者，是个积极参加社会的人。他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他要改造社会。”

在1920年代，徐旭生曾宣布抨击时政的政论文章，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游行与聚会。1925年，为了保护游行的学生，徐旭生被段祺瑞政府的武装差人打掉了两颗门牙。他还在第二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怜惜支持学生。

1926年秋，徐旭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在1927年开端的西北科学查询中，徐旭生亲自参加查询20个月，1929年回北平，年底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该校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两校兼并前后，徐旭生一起执掌这两所学校，担任校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但不久后，因教育部拖欠经费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尽管对我国教育有深入认知和长远规划，徐旭生对教育部彻底失望，愤而辞职。

1932年，徐旭生受留法归来的李石曾之邀担任北平研讨院史学研讨会（1937年改成研讨所）修改，后任研讨员、考古组组长和所长。其时我国考古范畴有两个重要体系，一个是徐旭生担任的北平研讨院史学研讨所考古组，另一个是以李济、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中央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考古组。后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安阳殷墟开掘奠定了商代考古的基础，将商史变成信史。而徐旭生却凭仗其精深的史学功底和丰盛学养，以及“向自然界求学识”的敏锐眼光，从陕西的斗鸡台开掘开端，敞开了周秦考古的大幕。

学术嗅觉极端活络，掌管陕西考古四年，敞开“周秦文明来源”研讨的先河

1934年，北平研讨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成“陕西考古会”，对陕西进行考古查询和开掘作业，任命徐旭生为作业主任，掌管开掘作业。

从1934年2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迸发为止，在四年多时刻里，徐旭生大部分时刻在陕西进行考古查询。他与同仁们在经济好不容易的农村，“餐风露宿，寝宿荒庙，饱受交通工具缺乏的困扰与蚊蚤、鸟粪等恶劣自然环境的侵扰”，完成了规模宏大的查询作业。

此次开掘，成绩卓著。徐旭生与同仁“艰难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发现各类文物遗址近千处，收拾开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一起对关中地区许多古遗址、古修建以及散在各地的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剧、民俗、方言等，分别经过查询、测量、绘图、记载、锤拓、摄影等手法施行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讨。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及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修建；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信件”。

尤其在陕西宝鸡的斗鸡台遗址进行的接连三次考古开掘，是徐旭生领导的规模最大的开掘项目。他们发现了从头石器年代到汉唐年代的遗址和遗物，其间包含周秦年代的墓葬、车马坑、鼎、戈、矛、铜甲、陶鬲等遗存。

“徐旭生此次在陕西掌管的开掘作业，敞开了研讨周秦文明来源的先河。其开掘开端的时刻尽管比殷墟晚，但他们一会儿就找到了端倪。”陈星灿说，“尽管徐旭生先生不是科班考古身世，但他有西北科学查询的经验，又有深沉的史学功底。经过剖析古代文献，他以为陕西宝鸡一带便是周秦民族的来源地。在考古范畴，他的嗅觉是极敏锐的。”

李旻教授以为，经典史学、宋明理学、心学、明末清初的儒家民本思维以及留学法国遭到的哲学、史学和社会学训练，共同构成了徐旭生首要的思维来源。

正因为在那个年代，徐旭生既能统筹中西史学思维，又能连接我国传统与现代，才给了徐旭生一个更加重要的使命——重修我国上古史。

抗战时期他避乱昆明黑龙潭，从头建构了盘庚迁殷前的我国上古史

抗战迸发后一年，徐旭生随南迁的北平研讨院来到昆明，次年春，搬到昆明邻近的黑龙潭定居，开端研讨我国传说年代的古史。

关于这一浩大工程的原因，徐旭生曾解释说，在1920年代，我国史学界即遭到西方科学的影响，意欲对古史资料进行从头估价。一起，疑古派创始人顾颉刚提出“层累的形成的我国古史”一说，推翻了“三皇五帝”在我国古史中的地位，引起了学界大评论。尽管其时徐旭生对这些论题都感兴趣，也想参加评论，但因为没有时刻体系搜集资料，所以只能一向留意于心。1939年春，在昆明黑龙潭这个“远绝尘嚣”的环境里，徐旭生开端对“我国古史上的传说资料予以通盘的收拾”。

在三年体系写作时刻里，他 “将古书上所载关于夏商两代及两代以前的资料彻底摘抄出来以资比较”。一起，又极富创见地将这些苍茫史料依照可靠性、价值巨细进行三个等级的划分。

经过这番全面、体系、科学的收拾，徐旭生于1941年完成了《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一书，并于1943年出书。在这本书中，徐旭生从头建构了盘庚迁殷以前的我国传说年代前史（或称为我国上古史）的基本架构。他将我国古代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华夏、东夷和苗蛮，并对这些集团的分布地域、所属人群进行详细阐述。“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缘与文明逐渐交互错杂，总算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明——华夏文明。”

不过，我国前史上历来不是只要一个民族。尽管在大一统年代以汉族前史为中心，但在我国前史之初，便是如此吗？徐旭生信任的是：“我国有记载前史开端时候，也同其他民族的前史相类，这便是说，它是复杂的、组成的，非单一的。”徐旭生由此建构了民族多元、文明多元的史前年代。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徐旭生的学生和搭档苏秉琦（1909-1997年）在30多年后提出区系类型说。该学说将我国新石器年代文明分成六大区系，成为建构我国文明来源的重要学说。

“区系类型说最本质的特征，便是以为在我国史前年代，民族并非一元，地域并非一统，而是分成几个大的体系。”陈星灿分析说，“苏秉琦的这一学说显然是遭到了徐旭生的影响。只不过，前者是从考古视点来说，后者则是从文献视点而言。”

因而，不管从前史或考古视点，《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都具有特殊意义。李旻说：“这本书是现代我国学术史上首部体系地研讨古史传说的重要作品。徐旭生把前史当作‘连绵’的、接连的，而非断裂的。这部作品给我国史前年代和前史年代之间安上了一个接口。”

陈星灿说：“徐旭生在传说年代古史的研讨方面别出心裁，做出了开创性的奉献。正是在极为严厉的史料剖析基础上，他对我国古史体系的重建，才干经得起时刻的考验。时至今日，《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依然是我国上古史研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不仅如此，徐旭生深具国学功底，还特别注重史料的原始性和等次性，这些特点令他在这一范畴的成就至今难以被逾越。陈星灿说：“徐旭生能将周代到中古时期所有关于三皇五帝的书本都拿出来，比较、收拾，然后再决定哪些资料能用，哪些不能用。这样的功夫，现在没有几人做得了。怎样做都会显得捉襟见肘。”

先精确预判再实地挖掘“二里头”，摆开“夏文明研讨”的序幕

1949年，徐旭生曾兼任北平研讨院代副院长。1950年，研讨院史学研讨所并入新成立的我国科学院考古研讨所，徐旭生成为该所研讨员，与梁思永、夏鼐等史语所考古学家成为搭档。在50年代，他的一大希望便是寻找夏墟。

他从史猜中甄选出不到30条有关夏氏族或部落都邑的有价值信息，进行比较后，以为两个区域需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洛阳盆地及邻近，尤其是颍水谷（颍河）上游，登封、禹县（今禹州）地带；第二是山西省西南部。

1959年4月，71岁的徐旭生率队动身，依照文献史猜中的记载，去河南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进行查询，发现了王城岗、石羊关、谷水河、阎寨和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前两个遗址在登封，第三四者在禹县，而二里头就在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

当年秋天，二里头郊野考古作业正式启动。之后，考古学家沿着徐旭生开拓的途径持续探究，二里头逐渐显露出其气势磅礴的都邑相貌。60多年来，考古作业者累计开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修建群、宫城城垣、路途遗址，还开掘了青铜冶炼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宗教修建遗址、巨细墓葬以及许多遗物。

因为“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明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编年范围内。因而，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究夏文明和夏商王朝分界的要害性遗址”。

陈星灿以为：“从徐旭生发现二里头开端，考古学上对夏文明的研讨才摆开序幕。现在，考古作业者们依然是在沿着徐旭生所开辟的途径持续探究：挖掘二里头、王城岗、瓦店、东下冯，依然把豫西和晋南当成夏文明研讨的要害地区。”

1966年开端的“文革”，徐旭生先生遭到严峻虐待。徐旭生骨子里依然是硬气的，就像1925年他为了保护学生而被打掉两颗门牙时一样——那两颗门牙，他一向留在身边。

最初，他头脑明晰，但满腔忧思。到了1969年，便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儿和女他也分辨不清，只知道“他（她）是我的孩子”。一次小外孙女拿着报纸指着孔子的名字说“孔老二是坏蛋”时，徐旭生忽然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喝道：“胡说！”

1976年1月4日，徐旭生谢世，享年88岁。那两颗门牙被放入遗体口中，一同火化。

早在1929年11月，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即点评徐旭生“渡漠考古于当代，将来必于我国古史之兴旺有弘伟之奉献”。时刻过去近百年，徐旭生的《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一版再版，学者们持续阅览、学习和探讨这本书，与傅斯年的预见遥遥相对。

陈星灿说：“在考古学上，徐旭生一个人开创了两个范畴的研讨，即周秦与夏的来源研讨。在上古史的研讨范畴，后人难以逾越他。他的代表作《我国古史的传说年代》尽管面世已近一个世纪，但至今仍未过期。”

关于徐旭生之为人，李旻说：“傅斯年点评他是‘全国之君子’。”

陈星灿说：“假如有幸能与他同一年代，在考古所做搭档，我信任，咱们会成为朋友。”

徐先生离去已逾半个世纪。他不仅是前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有更多丰盛的旁边面。

他早年曾在许多大学和机构进行演讲，讲中西文明异同、中华民族来源、学术独立、世界大同和大禹治水等论题。

他于1947年被推举为首届中央研讨院院士提名人。

抗战期间，他一边写上古史，一边忧虑抗日之战事，更为张自忠将军之殉国“不禁涕零”。

他爱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乐意用双脚测量大地。

他晚年经常给年轻的搭档校对译稿。

他在1910年的日记里，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全国之亡，匹夫虽贱，有责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