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用事，起于成祖。最初，成祖利用京里的太监刺探消息。尤其是在燕军渡江时，许多太监逃入燕军，对宫中情形、朝廷虚实，全部泄露，成祖颇得其力，因而一改前朝法度，开了重用太监的恶例。

在永乐初年，成祖即用太监办“外交”，遣内官监李兴奉敕宣慰暹罗国王；永乐三年（1405）命郑和通使西洋。郑和是云南人，很早就在成祖身边，即使精明强干，但通使外国，又何至遣派阉人？可知通使其名，另有目的。

郑和下西洋，船队浩浩荡荡，起因或许就在不知所终的建文帝身上。据传，靖难之役，在燕军马上就要攻入皇宫时，建文帝化装成和尚，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历史的帷幕下。当时的情形究竟怎样，数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记载，只能根据各种迹象来推断。建文帝到底在哪里，他是否死在大火中，还是远走他乡？

 

建文帝是如何“化装”成和尚混出京城的？其间过程，有不同的版本：一说系近臣为帝去发，相偕出“鬼门”逸去，这个传说，时日分明，行迹清楚，有头有尾，枝叶俱全，似乎不能令人不信；另一个说法是一位高僧名溥洽者，为帝剃度。成祖为绝天下人怀念故主之心，故意说他阖宫自焚，随后“以他事”收捕溥洽下狱，严刑逼供。另一方面在暗中大搜建文帝的行踪。

 

根据当时的传说，建文帝做了和尚，遁往西南，可能由云南出境，转往南洋。郑和的使命，即是到海外去查访建文帝的踪迹。

建文帝做了和尚，或者说扮作和尚出亡，事无可疑。之所成为谜者，是他离京时的情况，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行踪。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朱三太子”一案，又湮灭了若干真相，使得本来就不甚易解的谜，越发难解。康熙初年的“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以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仅有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斯同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斯同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斯同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

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失踪的著名人士多达40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于是有人传言这些人都跟随建文帝出亡，据说有20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

 

怀念忠义，兼以好奇，各种各样的八卦逸闻流传开来。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其中绝大多数为后人杜撰。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编造故事了。这两本书，一本叫作《从亡随笔》，一本叫作《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后来民间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宗正统六年（1441），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大声说道：“我就是建文帝。”州官大惊，面报藩司，飞章入奏，把这个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以及跟他在一起的12个人，解送到京，命御史审问。

这位“建文帝”自称年已90余，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所以自首。御史问他，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1377），应该只有64岁，怎么说是90余？于是审出实情，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自然论死下狱。而另有一说，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建文帝”问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不承认，于是“建文帝”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是你‘尚食’，我正吃着鹅肉，丢了一片在地上，说赏你吃；你手上拿着酒壶，跪在地上，学狗的样子，把那片鹅肉舐了吃掉了。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吴亮一听这话，伏地大哭；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吴亮求证以后，捧着“建文帝”的脚又哭。但复旨既不能说真，又不忍说假，左右为难，只好上吊自杀。而“建文帝”则终被“迎入西内”。

 

这个说法被谷应泰收入《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相当生动，而实为不经之谈。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谦益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牴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谦益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问题是成祖有那么仁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