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因怒“重赋报复江南百姓纯属谣言

这些年因为《明朝那些事儿》的火热传播，作者当年明月引用《明史》的说法，朱元璋因为江南百姓对张士诚的拥护导致苏州、松江等地久攻不下而勃然大怒，立国后对江南尤其是苏、松二府施以惩罚性重赋的说法广为流传。

《明史·食货志二》：“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这个说法把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刻画成一个因为一己之怒而公报私仇致黎民百姓生死于不顾的心胸狭隘之人，但是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说法疑点重重，在很多地方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一、苏、松二府百姓为张士诚死守导致久攻不下纯属虚构

首先在朱元璋灭张士诚的战争中，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一月松江府、嘉定州就相继投降于朱元璋，占领松江的过程中压根就没有爆发过规模性的战斗，所以松江府在“为张士诚死守”之说上纯属躺枪。

接下来我们再看朱元璋夺取苏州的过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九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发动消灭张士诚之战。朱元璋命徐、常二将不要先攻苏州，反而直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

首先在战略制定上苏州就并不是主攻的目标，在攻克湖州及周边等地后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大军就已经完成了对苏州的合围，合围苏州之后却一直没有发动攻城战役，而是一直以劝降张士诚为主，为什么朱元璋此时围而不攻呢？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忙着解决小明王韩林儿与自立吴王并改元建府的诸项事宜。

吴元年（1637年）九月，徐达正式发动苏州攻城之战，同年九月也就是不到一个月时间拿下苏州城，整个灭张士诚战争过程中几乎势如破竹，仅仅一年时间就消灭了张士诚政权结束了整场战争，而苏州面对朱元璋军队的攻城抵抗连一个月都不到，所谓的苏、松二府为张士诚死守，导致久攻不下让朱元璋恼羞成怒的说法本质上就是根本不存在事情。

另外如果朱元璋真的以个人喜怒来草率决定国家政策制度，那么从情理上更应该报复的是与其发生过四年恶战的陈友谅，至少陈友谅给朱元璋大于的麻烦远远大于张士诚，其部下张定边在鄱阳湖大战中还差点对朱元璋实施了斩首行动，而事实上明代湖广布阵司的田赋额度却是明代最低的几个地区，另外灭张士诚战争中爆发最大战役的湖州，其田赋额度却远低于和平归降的松江府，这点也明显不符合“因怒”定田赋的逻辑。

既然朱元璋因怒施以重赋的说法不成立，那么所谓的苏、松重赋的说法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历代苏州、松江田赋税额分析

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明代洪武二十六年，苏、松二府的田赋确实高于国家平均田赋税额近八倍，以全国1.7%的土地面积，承担了全国13.7的税粮额度，因此“天下赋税之重惟苏、松为最”成为了史界无可争议的共识，可是苏、松田赋税额的形成，是否是明代建国以后开始的？

我们把目光追溯到明代之前的几个朝代来看，可以发现江南一直都是重赋之地，唐代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苏州府志也记载道：“苏、松征收课则，历代以来较他省独重。”而元代详细数据记载，苏州、松江二府田赋占比全国同样达到了13.79%份额，这个数据对比明代基本类同，可见所谓的苏、松重赋的由来，自唐代开始历经宋代、元代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才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谣谚广为流传，为此明代以理财著称的内阁辅臣丘浚也曾如下说：

“臣按江南财赋之渊数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

而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存在宋、元、明时期，到了清代，苏、松二府的田赋额度同样是领跑全国，雍正二年，沈德潜的《浮粮变通议》中提到：“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任天下一十分之二。”由此可见，在清代苏、松二府的承担的赋税比例与明代也基本相同。所以综合历史各个朝代来分析，苏、松重赋历来有之，绝非因朱元璋一己之怒而首创，也没有因明代的灭亡而终结，而是客观上一直存在的事实。

三、苏、松重赋的形成原因分析

苏、松二府在明代洪武时期为什么以全国1.7%的土地面积，承担了全国13.7的税粮额度，这个问题要从明代田地的所有权性质入手分析，明代建国后田地主要划分为“官田”跟“民田”两种性质，官田是属于国家所有承包给私人耕种，民田属于地主或者小户农所有，自己耕种或者雇人耕种，而官田又分为“古额官田”与“近额官田”，所谓古额官田值得是宋元时期遗留下来的官田，近额官田则是明朝立国前后查抄没收的前朝官僚或地主阶级的田地，而在田赋税额上近额官田远高于古额官田，古额官田又远高于民田：

“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古额官田的税额高于民田近一倍，而近额官田的税额又高于古额官田一倍左右，因此由于田赋税额的不同，各个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田地占比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田赋总量，而根据伍丹戈《明代官田与民田》中的统计数据，洪武年间苏州田地总量约98000顷，官田为65300顷，占比达到了63%，而松江的土地总量约为47000顷，官田约39856顷，占比更是达到了84%之高，而在苏、松二府的官田中，属于被查没的“近额官田”占比又达到了30%--40%左右，对比明代其他地区如浙江官田占比11.7%,河南官田占比0.91%，江西占比6.85等等，由此可见在土地所有权性质上，苏、松二府的官田占比率是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这也是直接导致苏、松二府田赋税额高于其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在宋元明清时期，江南是经济开发最好的地区，土地的最为肥沃因此粮食亩产量也是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当时称之：北方“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而当时根据各地田地的肥瘠不同又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田赋税额又不同，苏、松二府因田地肥沃基本属于上、中等级，因此这也是导致苏、松二府田赋税额高于其他的地区的另一个原因。

总结

通过自唐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个王朝统治时期苏、松二府的田赋税额情况分析，由此得出苏、松二府重赋的主要原因是官田占比及优质的土地出产率两个情况逐步形成的，绝非明代独有的现象，也并没有因为明朝的灭亡而消失，因此“广而流传”的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一己之怒报复江南尤其苏、松二府的说法纯属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