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明王朝的灭亡，常让人连呼可惜。

在许多明末清初士人的笔下，那个在多灾多难里灭亡的大明王朝，有着另一面的繁华：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晚明的文化也空前繁荣，诗词戏曲乃至科学成果层出不穷。

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们，也是以极致的笔墨，生动回忆着明朝末年的"繁华"生活。似乎，悲情落幕的明王朝，亡的是那么让人痛惜。

那么事实，果然如此？

如果细看明末清初时，很多关于明代"繁华"的记录，却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其中大部分的记录，都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关于明末生活的"繁华"记载，也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士人阶层。

整个的明朝社会，乃至明朝各个阶层的生活，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又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全面来看的话，却更让人一声叹息：在明末各种"繁华"的记录下，分明可以看到另一个明王朝——一个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危机四伏的时代。

明末的社会矛盾有多严重？首先说一条常被忽视的，以今天的话说，就是"地区差异"。

说起明末的"繁华"，后人常津津乐道的，是富庶热闹的江南，或是贸易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广东等地。但是常被很多"精英"无视的，却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陕西等西北省份来说，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推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本身风险极大。加上张居正病故后，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好经也终于念歪。

于是，单是万历二十二年，以明末顾炎武《肇域志》里的统计，陕西一省百姓的负担，竟然因为"计亩征银"暴涨了三倍。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这毕竟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发展到崇祯元年时，西北一场大旱，正常年景都举步维艰的民生，那更是瞬间陷入困顿。

以崇祯元年户部官员南居益的叹息说，当时绥宁固等西北边镇，本身就缺粮长达三十六个月，大灾骤然到来，自然就"穷极思乱，大盗蜂起"。

所以，为什么一场西北灾害，就催生出了要了明王朝命的李自成农民军？所谓"裁撤驿站"只是表象，真实的原因，却正是从万历年间起，西北大地日甚一日的极度贫困。

而比起这严重不平衡的民生来，明末社会矛盾的另一催化剂，就是政风。

说起明末的官场，后人常习惯哀叹"明末政治腐败"，但是放在明代，与腐败一样严重的问题是懒政。

拜万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赐，明朝官场上行下效，别看党争的时候精神抖擞，日常政务却纷纷甩手。

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时，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犀利说中了明朝官场两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绝"，二是"士大夫好胜喜争"。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折腾，就不好好工作。

于是，在这种风气下，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时，明朝官场的怪事，也是一拨接一拨：万历三十二年时，就有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

为什么能抢的这么轻松？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都已经缺了三年，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因此也就没人管。

藩王都这个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当时的北京周围，就是盗贼横行。

万历中叶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北京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气的万历皇帝连连颁下严旨，但各级官员置若罔闻，一个赛一个混日子，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承平年间尚且如此，一旦国家出现大乱，后果也可以想。

当然最严重的，还是整个晚明社会，已经严重激化的民生矛盾。

就以经济富庶的东南地区来说，虽然后世的文人们，常大书特书东南地区的繁荣。但明朝学者周晖《金陵琐事》记载下，万历二十八年时的苏州，就是"税官如狼如虎，与盗无异"。

当时有个卖灯草的小贩，从苏州出发卖灯草，一路不停被税官抽税，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就算灯草全卖光，也挣不回这亏空，干脆气的一把火烧光。

而在万历二十九年的广东，以明朝刑部主事王临亨的记载说：贸易发达的岭南，一艘商船过境路上，也要被不停抽税，有"桥税""番税"等各种名目，而且"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等于是层层扒皮，各级官员一起发财，玩命狠宰老百姓。

经济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明朝学者吴应箕记载，天启七年的河南，明明风调雨顺，但他在河南真阳走了一路，竟发现大片的农田荒芜。脚下走过的道路，还能看到以往耕作的痕迹，却分明已经荒了好久。

为什么都不种地？

因为苛捐杂税再多，越辛勤劳作越交不起，为躲苛捐杂税只能逃跑。然后就恶性循环，很多村庄农民跑光，地都已经没人种。

而以《西乡县志》记载，在万历年间的陕西西乡，那更是"富民置产，多弃贫民"。

越有钱的富人，越能轻松逃过赋税，把自己的赋税甩锅给穷人。

这样一来，"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越穷越交税，越富越逃税。

所以，早在万历中晚期起，明朝的徐州南京等地，就相继出现过大规模的暴乱。待到明末天灾人祸，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自然也成了开闸洪水。

所谓明朝灭亡是"可惜"？是"意外"？其实只不过应了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