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1915.10.29—1978.5.10），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程河村许家湾人。

 

1930年（民国十九年）6月，王近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同年9月调第三团机枪连当通讯员，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只有15岁的王近山在和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中，打红了眼，他身受重伤后，用刀砍、用牙咬，最后抱住大个子国民党兵一起滚下悬崖，国民党兵当场身亡，王近山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一个圆锥状的石头戳了个洞。从此，战友们都叫他“王疯子”。

 

1931年（民国二十年）2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班长、排长。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王近山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次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有名的“哈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最后，范绍曾部整整一个旅被王近山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饺子。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着爱将的名字：“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很快被主帅的呼声唤醒，当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向前身边。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王近山到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秋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72团副团长、769团团长、385旅副政治委员、386旅旅长。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中下旬，刘伯承命陈赓以一部兵力在山西娘子关地区的七亘村设伏，打击日军。时任一二九师77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领命带5个连的兵力埋伏在七亘村及甲南峪一带。部队距日军必经的大道最近仅10多米，却未暴露任何痕迹。作战中，王近山部干净利落地伏击歼灭了日军二十师团辎重部队300余人，王近山部仅伤亡10余人，缴获的战利品足足搬了一天一夜。两天以后，王近山又遵照刘伯承的部署，一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常规。再度在同一地点附近设伏，再歼日军100余名。3天之内，王近山进行了两次叠伏击，歼灭了日军4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装备。英国一位军事学家将这次战役列为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一。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同年10月奉命率1个团赶赴延安，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主动捕捉战机对日军实施伏击，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对配合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调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1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起，任太岳纵队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率部先后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等。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9月，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刘邓大军兵去陇海时，遭遇国军大兵压境。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立下军令状：“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此役一举消灭国军主力59团。共军各部队围攻，整3师被消灭，国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在懊恼之余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撤了职。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根据战场实际巧妙部署兵力，指挥所部打破历史上兵家攻取襄阳必先夺占南山的惯例，大胆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战术，集中主力攻克琵琶山、真武山，直捣西门，攻城部队“刀劈三关”英勇奋战，不到两天即攻入城内，全歼守军2万余人，俘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和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琪。此役，配合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成为全国五路大捷之一。朱德曾称此战为“小型模范战役”，第6纵队也由此享有“最善攻坚”之誉。 刘伯承在战后讲评中说：“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西南战役等。

 

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1950年，任川东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校长。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曾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2年秋冬，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发动了强大的“金化攻势”，投入大量火力兵力，每天都向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的防区上甘岭高地倾泻几十万发炮弹和成百上千吨炸弹，十五军在给对方以大量杀伤的同时自己也伤亡惨重，打到第七天，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几乎打光了。危急时刻，王近山命令正在换防去后方休整的李德生的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返回前线，投入战斗，配属秦基伟指挥，再增调一个喀秋莎炮团，坚守无名高地43天。这场战役，由两个连阵地的争夺，发展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役规模的持续激战，联合国军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最终以损失2.5万余人、损失飞机270多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的惨败告终。上甘岭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 后来被拍摄成了一部电影《上甘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