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妓女可以持证上岗

达喀尔郊区，一个闷热的午后，Binta和一群女人正在塞内加尔政府诊所后面排着长队。当她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Binta很快地冲进检查室，接受了一系列性传播感染(STIs)测试，并收到了一些免费避孕套。

在完成了所有检查后，护士给她贴了个被称作是“健康卫生通关卡”的身份标签以用于之后警局的“合法性工作者”登记。

这位24岁的单亲妈妈搭了1个半小时的出租车抵达诊所，尽管这意味着她晚上的电脑课要迟到了。穿梭在达喀尔交通拥挤的大街小巷，她用手机给她4岁的儿子拍了许多照片。对于Binta来说，耗费这么长时间来诊所做检查是值得的。“每名性工作者都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身体。”她表示。

去年秋天，她签署了一份关于规范塞内加尔性工作产业的政府计划。所有参与了该计划的性工作者都必须在警方处做身份登记，每个月进行强制性健康检查，如性传播感染测试呈阴性，则会拿到一张有效身份卡以证明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有性工作者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她们将会在被允许接客之前接受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该疗法又称“鸡尾酒”疗法，可以使患者发病时间延后数年，对早期患者十分有效。所以存在接受了治疗的HIV患者还能接客的情况。）

Binta不假思索地就加入了该计划，并认为它将保护她远离性传播疾病和药物滥用。

塞内加尔对性工作的合法化和监管机制有效控制了该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因此，该项计划受到了广泛赞誉。目前，塞内加尔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仅为0.4%，明显低于许多西非和中非邻国；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非洲地区的平均艾滋病感染率为1.5%。而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感染率更是高达7.1%。

根据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站（NSWP）报道，塞内加尔是非洲大陆上唯一性工作合法化并被健康卫生政策监管的国家。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塞内加尔的性工作登记制度打开了政府与性工作者们关于性行为安全问题的交流窗口，为今后针对弱势群体的艾滋病预防规划奠定了基础。

但，就政策实行效率而言，仍存在疑虑。塞内加尔依旧有许多没有登记的性工作者。这实际上就导致了一个双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秘密”妓女们都被忽略了。

塞内加尔96%的人口拥有宗教信仰，性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耻辱和歧视。NSWP表示，这使得性工作者很容易受到警察的歧视和剥削。此外，该制度只适用于21岁以上的女性，使得男性性工作者得不到支持(根据塞内加尔法律，同性恋是非法的)。

综合以上因素，便是性工作者低登记率的原因——只有20%的塞内加尔性工作者和43%的达喀尔性工作者登记注册过这种卡。

塞内加尔卫生部艾滋病毒司的项目协调员盖伊称:“目前，这个系统并不起作用。”因此，他也通过外展计划为已注册和未注册的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支持。

塞内加尔卫生部和民间社会团体希望改变这一状况。性工作者仍然是艾滋病毒流行的主要“贡献者”。他们的感染率为6.6%，比普通人群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高了16倍！

“问题出在这张实体身份卡！”

尽管《登记法》于1969年首次提出，但直到最近才有证据证明了它对性工作者的积极影响。《登记法》继承自法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在塞内加尔宣布独立后，该法律仍然适用。

去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奥蕾莉亚·雷平与塞内加尔卫生部艾滋病和性病司司长谢赫·恩多尔教授合作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揭示，登记制度对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

雷平发现，虽然性传播感染率下降了38%，但性工作者的幸福感竟也大幅下滑了。

“这项政策的确有效地降低了艾滋病毒感染率。问题出在这张卡上。政策本身没毛病，但这张实体的卡却让某些妓女望而却步。”

登记成为“性工作者”的女性被恐怖阴云所笼罩。她们担心她们的家庭成员有一天会发现她们的身份卡，又或者在登记数据库上看到她们的名字。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会特意去偏远诊所。

28岁的注册性工作者Awa在诊所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她一直担心自己11岁的儿子会找到她的身份证。

“在家的时候，我在床垫上打了个小洞，把卡片藏在里面，因为我儿子已经懂事了，他知道这是什么，”Awa止不住地擦眼泪，“一方面来说，性工作登记卡的确帮助了我，我从来没有任何健康问题，当我需要药物时，政府也会给我。但在生活中的更多方面，这张卡片根本没有任何助益。”

在雷平的报告中，她建议可以用一个移动应用程序来代替这张卡来跟踪预约，或者在每次就诊时使用一个快速响应(QR)码。她最近获得了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与卫生部一起探索这些替代方案。

终生制的妓女烙印

在达喀尔波利克里克医院办公室喝阿塔亚茶时，恩多尔表示，换卡实现起来会很困难，他也承认，目前的系统的确问题多多。

“当你注册时，性工作者的标签就是你终身的烙印。”恩多尔称，警察和医疗工作者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性工作者的数据库。

“这意味着，即使你不再做性工作者这个职业，你的曾孙也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你的名字，这是个问题，需要改变。”

“这为某些侵权行为打开了大门。”恩多尔补充道。据称在该国的一些地区，警察有剥削性工作者的传统。

对此，CNN记者询问了塞内加尔警方，后者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雷平在她的研究中发现，如果登记在案的性工作者错过了每月的健康检查预约，他们将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警察可以借此机会滥用职权。

研究发现，登记在案的性工作者比未登记的妓女更容易遭受警察的暴力。

 

“一些妇女告诉我们，如果警察知道了她是一名性工作者，他们就会向她们要钱，或者如果她们拒绝给钱，警察就会告诉她的家人她是一名性工作者……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勒索。”

不过根据雷平的调查发现，登记在案的性工作者也更愿意向警方报告嫖客的暴力行为。

“如果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与嫖客产生了矛盾，她们可以凭借她们的身份卡向警方报警，并获得公正对待，”Binta解释说，没有登记在册的妓女则没有法律追索权。

37岁的哈蒂嘉是一名没有登记的性工作者，她住在达喀尔最贫困的地区。她表示她曾被强奸，如果她有身份卡，就能向警方报警了。

哈蒂嘉坐在卧室里，身后静音的电视上播放着新闻广播，她回忆起被一名嫖客袭击的那个晚上。那个男人在没有避孕套的情况下强奸了她。

但是，她又表示，她宁愿冒着没有性工作者身份卡（包括被逮捕）的后果，也不愿面对伴随着这张小卡片接踵而至的种种耻辱。她曾两次因在没有身份卡的情况下卖淫而被关押。第二次，她在监狱里呆了45天。现在她对选择在哪里会见嫖客更加小心谨慎了。

哈蒂嘉说:“当你没有身份卡时，你会感到耻辱，但有了身份卡，会更耻辱。”和众多当地女性一样，她们都认为性工作身份卡就像把双刃剑。

哈蒂嘉回忆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去附近的警察局解决与房东的纠纷，一名男子进来报告说，他被一名妓女抢劫了。她说，警方给他看了一本小册子，里面都是登记在案的性工作者的照片。

就此事，CNN记者又询问了塞内加尔警方，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哈蒂嘉表示她没法面对自己的工作随时随地被暴露的风险。

“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家人。我不希望他们知道。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哈蒂嘉和她年老的母亲以及一个同样是秘密从事性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

哈蒂嘉在达喀尔从事点对点教育，她与非营利组织Enda Santé合作，组织会议，分发免费避孕套，并与其他达喀尔的性工作者分享经验。

组织的主任迪乌夫表示，哈蒂嘉在社区建立信任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存在使他们能够接触到许多未经登记的性工作者。他说，自从组织于15年前开始实施基层项目以来，塞内加尔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已经从20%以上下降到了5-6%。迪乌夫将这一成功归功于非营利移动诊所。应许多性工作者需求，这种移动诊所通常在晚上为她们提供服务。

迪乌夫称：“与性工作者合作是塞内加尔能够控制艾滋病毒风行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公共卫生和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必须考虑到社会、宗教和社区对性工作者们的影响。”

无论是已登记女性还是未登记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现实往往都是一样的：忙于工作、独自照顾孩子、赡养年迈的父母、晚上出去会见嫖客，并试图保证自己的安全。

周六晚上，在达喀尔夜生活区Almadies的许多海滨酒吧中挤满了性工作者和她们的嫖客。有些女人拿着卡片，有些不拿。

当Binta周末去那里工作时，她总是带着她的身份卡，她把它藏在钱包的一个秘密夹层里。

“如果我能改变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把我的照片和住所从卡上删除。”Binta希望存钱开一家提供修电脑等多种服务的小店。

她说她不想让这小小一张卡片来定义她是谁。

注：从事性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耻辱。采访的数位女性性工作者（如下所提及）都以匿名的方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