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害怕歧视而选择移居，并不是正确答案。“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个无力的呐喊、也是漂浮不定的符号，而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也有隐蔽的、实际的，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绝对没有好坏之分。不管是在枪声此起彼伏、政府不作为的地方，还是享有身份特权、生活成本低的“舒适圈”，种族主义都应该成为人们共同抗争的对象。

 

现如今在美国，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的抗议游行活动逐渐减少，很多斗志昂扬的示威者们已经没了当初那份冲动，在生活的压力下退出了游行队伍。但是，人们心中的隔阂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类似的暴乱是否会再次卷土重来，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有句话是“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其实，一直面对美国国内无力改变的种族主义，黑人们很明显可以选择换一个地方过他们向往的生活。然而，这些黑人们选择逃离美国之后，是否就真的“安全”了呢？

 

 

脱离美国的黑人们：“异国”才是他们的舒适圈

 

在美国日益僵化的司法制度下，针对黑人的暴力犯罪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从越来越多的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死亡的案件中，黑人们明显感觉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并不能保护自己免受制度化歧视的影响。而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一些已经“逃离美国”的黑人们在看待“美国暴乱”和“弗洛伊德之死”时态度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黑人生活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有人主张“美国黑人应该回到非洲”，这的确也成为了一种生活选择。目前已有超过5000名美国黑人移居到西非的加纳共和国，还有一些美国黑人们居住在非洲别的国家。还有现年32岁的莱克茜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现在在加纳首都经营自己的一家通讯公司。她最初是在2008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加纳，加纳的文化使她着迷，之后便正式移居这里。尽管在西方国家，“非洲”依旧对很多人来说是疾病、贫穷和冲突的代名词，但莱克茜说：“在这里，我不必担心自己是一个黑人女人，我只是一个女人。”

 

 

现年32岁的莱克茜现在在加纳首都经营自己的一家通讯公司

她表示自己在五月份弗洛伊德死后也收到了许许多多美国黑人的邮件，询问她应该如何在另一个国家开启新生活。莱克茜表示，自己很庆幸当初的选择，她也希望美国黑人们都能来非洲大陆走一走，哪怕不是为了彻底移居，也能通过寻根沟通感情，这是对文明的一种认同。

 

有趣的是，美国黑人们大都对美国的现状既不满又觊觎。美国通过政治，经济、环境和军事上对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美国的影响力也直接延伸到了美国人民的身上。比如在2015年移居埃及开罗的美国黑人教育家霍斯利表示，自己的美国护照和加利福尼亚口音让她在当地获得了很多当地黑人无法获得的特权，“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肯定有一种‘特殊性’，但是我尽量不滥用这种特殊性。”所以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但散居海外的美国黑人们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黑人所无法企及的。

 

“回家吧，在加纳开启一段新生活。你不必永远待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做出选择，加纳一直在等你。”这段话是加纳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在弗洛伊德之死的纪念仪式上的发言，“多年来，我们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一直都在渴望被治愈。”芭芭拉说，她希望弗洛伊德的死亡能够带来改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现年28岁的德雷顿是一位作家，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如何摆脱美国种族主义的书，在书中她也自述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时我的手是颤抖的，我担心自己的信息是否正确，我在美国和警察打交道时一直都很担心，”德雷顿回忆说。自2013年移居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以来，德雷顿认为自己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她可以随意地带着孩子出入不同的街区，每晚也能安心地入睡，不必再担心无缘无故被警察拦截。而逃离了美国飞涨的租金和物价，降低了生活成本后，对于德雷顿一家来说，这个异国才是“舒适圈”。

 

 

对于德雷顿一家来说，这个异国才是“舒适圈”

目前，上述的这些人只是一个群体里的个例——黑人移民，他们在美国感到孤独和无力，因为种族主义与经济问题等因素，他们离开美国选择移居别国。尽管没有统计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非裔美国人离开美国定居别国，但随着近两年美国种族主义的加剧，此趋势越来越明显，毕竟黑人们也渴望生活在一个不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的、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而在这些“逃离”的人中，还包括许多美国的黑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著名的民权活动家，他们积极参与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其它社会活动，但是依旧远走他乡。比如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移居法国巴黎，同样移居巴黎的还有艺人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她在移居巴黎的时候只有19岁。这些美国社会标志性的人物们摆脱了美国种族主义的渗透性和压迫性，来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蓬勃发展，成为了世界文学和艺术界的佼佼者。法国巴黎，貌似成为了这些独具匠心的美国黑人们的归宿。

 

而法国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有很多人认为是因为黑人的大量流入，才有今天法国的繁荣，因为黑人一般处于社会的下层，刚来法国的黑人都在法国的低端行业工作，弥补了法国的劳动力缺口，因此法国并不排斥黑人。法国在很早之前就有了黑人定居，如：法国的著名作者大仲马是黑人；在拿破仑时代，军队里也已经出现了很多黑人将军，政府里也出现黑人议员，法国社会早已适应黑人的存在了。而且在欧洲左翼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国际反种族主义思潮和反法西斯主义思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对于黑人的支持态度的发展，也为美国黑人的斗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作家詹姆斯·鲍德温被问“你为什么选择法国”时，他回答说：“选择法国不是什么问题，脱离美国才是。我不知道在法国我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待在纽约会发生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

枪支文化让种族问题在美国变得致命

 

美国黑人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他们的身份没有再给他们带来压迫和麻烦，也没有再让他们“无法呼吸”；相反，凭借着“美国黑人”这个身份，他们可以享受公平甚至是“特权”，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美国黑人们在美国实现不了的“美国梦”却在别国实现了，想想也真是有够好笑的。

 

 

虽然黑人被压迫的情况并不是美国独有的，但这种不稳定在美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黑人代表着一股救赎的力量: 他们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美国并不像它所展现出的那样美好，它有许多糟糕的地方。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扬格曾担任英国《卫报》驻美国特约记者，他说：“我们（欧洲）的种族主义没有你们（美国）的致命。”扬格教授将此归咎于美国泛滥的枪支文化。的确，尽管在欧洲黑人们的失业和贫困程度也很高，但或许只是因为欧洲大陆没有被美国的枪支文化所摧毁，这里的种族主义才显得没有那么致命。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在控枪的道路上不停努力，但奈何谁又拗得过背后的巨大的利益和两党无休止的争吵？美国宪法规定持枪权本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自由，却没想到如今居然成了束缚美国的枷锁，让“自由”二字在此起彼伏的枪声中蒙羞。

 

 

有道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回到那句话“我们（欧洲）的种族主义没有你们（美国）的致命”，扬格教授此言也道出了种族主义在欧洲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个无力的呐喊、也是漂浮不定的符号，而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也有隐蔽的、实际的，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绝对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害怕歧视而选择移居，显然不是正确答案。不管是在枪声此起彼伏、政府不作为的地方，还是享有身份特权、生活成本低的“舒适圈”，种族主义都应该成为人们共同抗争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