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军人荣誉体系为何重要

本周最重要的军事新闻，无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代表我军下一代勋表体系的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包括“八一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平勋章等，也同步亮相并启用。

作为一份关于军人荣誉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条例，正如《解放军报》在专题社论中解读的那样，《条例》的颁布施行，对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教育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励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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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个人观感，红旗勋章和四等功勋章之间差别较小

勋奖体系细分化、条例化是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对于我军而言，经历过数次改革，尤其是经历过“军改”重塑后的我军，已经是世界正规化制度建设最完善、最彻底的军队之一，但在勋奖制度上，尤其是在平时着装中反映军人荣誉功绩的勋表制度上，我军出于历史原因则长期存在着不足。

我军是一支讲究历史传承的部队，我军勋奖体系的形成需要追溯到我军建军之初。和其他军队不同，我军是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建立的并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人民军队，是一支进步的军队。由于自身的进步属性，我们军队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符合斗争需求、切实可用的勋奖制度。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就开始向有功的部队授予荣誉番号，例如，在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红军第一方面军3军9师27团1连在团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邝文龙的带领下，攻入敌18师指挥所并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为了纪念这次战斗，毛泽东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支“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连队，当时就被第一方面军3军授予“战斗英雄连”称号，开创了我军给有功部队颁发功勋称号的先河。

这一惯例随后伴随我军渡过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并延续至今，创造出我们熟悉的一个个英雄集体，活捉张辉瓒的“战斗英雄连”目前仍在我军战斗序列内，为83集团军某合成旅3连。

83集团军红军老部队较多，除了战斗英雄连以外还有“红一连”

在集体荣誉番号以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也注重个人勋奖，建立了以“一、二、三等奖”为划分的个人荣誉勋奖体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军军事家开始翻译学习苏联正规化建军成果，我党我军进一步制定了最初的勋表制度：1933年 7月9日，时任中央军委代主席的项英签发《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仿照规定了颁发一、二、三级红星奖章的功绩标准，这也是今日“红星勋章”的前身。不过，由于革命形势恶化，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长征，这一命令随即未能被贯彻执行。初步建立的勋表制度未能得到彻底实施，但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为之后抗战时期乃至后来的《纪律条令》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军的荣誉奖赏细分制度因为长征的缘故被迫中断，但由于我军“政治建军、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我军的荣誉奖赏尽管之后很久都没有进一步细分，这一套初步建立的勋奖体系依旧在日后具有较好的权威性和激励性。

自古田会议后，我军对立功官兵授奖的实施流程主要有民主推荐、支部会议研究、上一级组织审定等多个民主流程。其中，支部会议研究立功对象，从源头上对荣誉授予对象进行一次筛选，不会出现同时期中国各路军阀出现的“滥赏滥发”情况。对于三等功以上的奖励，政治机关还需要进行审查核实，保证了党组织的公正、权威。

这样的荣誉奖赏制度拥有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助于提高我军革命斗争的士气和能动性，我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董存瑞等特技战斗英雄，都是这套制度下筛选出来的英雄模范，并授予了相应的革命英雄称号。

政治建军，军事民主保障了勋奖制度的公正权威性，发挥出勋奖制度的激励性 图源：社交媒体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满足斗争需求，我军的勋奖制度进一步制度化，但由于斗争条件的局限性，我军未作进一步的细化，包括勋表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勋奖制度都是缺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