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右翼极端主义，美国政府必须重拳出击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的几个月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网上浏览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其中包括广泛传播的这一条谎言，即猖獗的投票欺诈让乔·拜登窃取了唐纳德·特朗普所应得的胜利。2021年1月6日，这种欺骗和幻觉的现实后果变得清晰起来，数千名支持特朗普的暴徒对美国国会大厦发起暴力袭击，意图阻止对拜登获胜的认证。

这次围攻反映了未来几年将继续影响美国政治的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右翼极端主义的主流化。迄今为止大多数暴乱者都是近些年才接受激进思想的普通美国人。他们走向政治暴力的途径并不涉及明确界定的意识形态，也不与特定群体联系，而是由一场涵盖所有右翼政治的宣传运动所塑造：从共和党民选官员、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员和右派倾向的主要新闻媒体，到新成立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小型激进组织和新兴的极右立场媒体企业集团。

甚至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些力量多年来一直在增强，部分是由于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如我去年在《外交事务》上所写，9·11后时代是极右翼的沃土，当时执法和情报部门几乎完全专注于圣战威胁，而对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恐惧落入了仇外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手中。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利用了这些力量的发展，到他上任时，长期以来一直被置于美国社会边缘的想法正迅速成为该国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

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山的抗议者（来源：路透社）

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本身就导致了第二个趋势：极端主义团体和思想的竞争和重组。在有关2020年大选的虚假信息以及由于疫情和“黑命贵”抗议活动引发的两极分化的共同作用下，那些确实属于公认的极右翼团体的1月6日暴乱者已经习惯了有一些奇怪的同路人——除了有支持特朗普的QAnon运动的阴谋论者之外，还有反对疫苗的“健康”倡导者、反对强制戴口罩的自由主义者、抗议修改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利支持者，以及寻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激烈崩溃的“加速主义者”。

这些变化使暴力极端主义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不连贯和更不可预测。在美国，这些群体通常由相对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来定义，这些倾向与特定的情报与执法战略、培训需求和专业领域相一致。但是，在一个更加自发、分散、以快速演变和令人惊讶的联盟为特征的环境中，监控、监视和渗透等策略更难应用。简而言之，当边缘和中心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时，当局用来打击极端分子的工具就变得不那么有用了。

联邦政府迫切需要适应这一新现实。极端主义已成为主流；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干预措施也必须如此。

奇怪的同路人

随着暴力运动进入主流，它们在战略和组织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变化源于自上而下地重新包装意识形态，从而使主流可能拒绝的思想更加吸引人。但这也是由自下而上的分裂和极端想法的重新组合所造成的。人们在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网络生态系统中逐步激进化，产生这种分裂和思想的重新组合，而这一过程通常不与特定组织的联系。暴力运动一般是通过影响受众、并扩大受众的范围来实现策略上的改变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变化往往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边缘运动本身。例如，在历史上，极右翼往往会捍卫传统的家庭规范，反对同性婚姻等政策。但是，现在一些极右翼团体声称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体现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他们要保护这些群体，特别是要通过限制移民的方式，以防他们受到伊斯兰的威胁。激进的仇外民族主义者也更改了他们的议题来吸引那些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他们说关闭边境或限制移民可以减少污染和保护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