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中国社会进入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战争理论，也开始起飞奔向第一个发展的高峰，其标志就是奠定东方战争理论基础的《孙子兵法》的问世。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是当时战争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最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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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前470年）。孙武原是齐国大贵族田氏的后裔，因避乱出奔吴国。他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并封乐安为其采地。所以他改姓孙，改祖籍为乐安。这样的家族，对孙武进步军事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齐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军事人才荟萃的国家，对孙武研究军事也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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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从黄帝战于阪泉、商汤灭夏、武王灭商，到春秋的争霸战争，都进行了研究，将其中带有规律性的战例，概括为原则，上升为理论。《孙子兵法》一方面与古老的民族文化《易经》的哲学思想密切结合，全书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与春秋现实的军事思想密切结合，充满了发展与变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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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的军事思想，至春秋末期，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神权政治下，夏商时期是天命之兵阶段。实行贵族政治的西周强调“礼治”，讲究军礼，属于“仁义之兵”阶段。诸侯争霸的春秋初期，大国为争取盟主地位、控制诸侯，推行实力威慑战略，实施有限战争，多是不战而迫使诸侯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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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是社会大变革前夕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并非战争的普遍形态。当这种只能解决诸侯间一般利益冲突的有限战争向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兼并战争发展时，人们在战争的价值观方面逐渐地摆脱礼、义、仁、信等准则的束缚。对于敌人只要能战而胜之，一切诡诈手段都可使用，如城濮之战的双方都采用了诡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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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理论，则是由孙武完成的。他揭示了武力斗争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和“兵以诈立”等命题，从此军事思想步入了“权诈之兵”的阶段。由武力制胜发展为谋略制胜，这在中国战争理论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变革。《孙子兵法》的内容博大精深，包括了战争各个方面的行动原则。当然这是笔者下一篇要跟你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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