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1988年起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历史，适时的总结十分必要。作为后发的史学领地，有人把它视为一门新兴学科，有人把它视为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还有人把它视为一种史观或理论范式。它究竟属于文化史的一支还是社会史的一支，该如何定性，莫衷一是。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以及在特定理论框架内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把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

为推动国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于9月21日召开第三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多个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参会。本次会议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发展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为主题，以下选取部分报告略作介绍。

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志琴研究员受邀发表致辞。她讲到，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促使她开始关注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并逐渐把文化研究和社会史相结合，从文化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同时，她也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期许，希望他们立足中国本土，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学术话语相融合，努力实现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社会个案时，背后一定要有宏观的视野与思考，这样才能使研究真正深入中国文化本质，真正建构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知识与学术理论体系。


在主题报告环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葛静波报告的论文题目是《从歆羡到仇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形成》，试图从概念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审视20世纪前30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些问题的认识变化。

葛静波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迁与认同过程，大约有前后相接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帝国主义”概念在晚清时期的东来，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要向日本学习。其中在1901年分四期连载的浮田和民的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读者通过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视角，开始关注帝国主义，一时间报刊登载与帝国主义相关的文章数量激增。第二个阶段是一战前后，中国人反日意识增强，“日本帝国主义”观念逐步形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当时群众性运动的矛头主要都是指向日本。虽然当时还未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但这股情绪已经开始急速酝酿，“抵制日本”、“取消二十一款条约”等反日口号遍布各地。到国民革命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已经很流行了，但在当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口号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冲突，社会各界反帝观念并不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很流行，但并不是当时公认的反帝革命的首要目标。在第三个阶段，日本成为中国首要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民族革命的首要目标。尤其是在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频繁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反日集会上，国民党在国耻纪念宣传大纲中也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列在各种口号首位。此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逐渐成为使用频率最多的反帝口号，中日对抗逐渐上升为中外矛盾冲突的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最高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从一种社会口号、文化观念变成了一种实际行动。可以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社会口号切中了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命题，是近代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见证。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指出，从概念辨析的角度，还需把握好对“帝国主义”本身语义的本意和引申义的理解与区分。比如最初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能更多的侧重在世界贸易或者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这样一个意义上来使用。也就是说，要把“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引进的过程放在当时世界格局里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