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上一堂理想的语文课

未知 2019-12-01 11:25
如果让我上一堂理想的语文课

“阅读社会与自然的时候,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发现。留心的人跟不留心的人不一样,成语说‘聚沙成塔’,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都是这个意思。如果从小开始有这样的兴趣,逐渐积累,就变得非常丰厚了。”

为了把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讲得生动,纪录片导演陈晓卿请人在江苏高邮买双黄咸鸭蛋寄到北京,又把它们背到广西龙脊。临了,磨刀霍霍,劈开鸭蛋,他却发现是单黄的,朋友寄错了。孩子们纷纷摇头:“不好吃。”

陈晓卿转而灰头土脸地张罗土灶,演示美味烤鱼。烤鱼未经腌渍,孩子们继续摇头:“不好吃。”光天化日之下,堂堂美食作家两次因为美食栽了跟头。

歌手蔡国庆给扬州的孩子们讲《再别康桥》,到了那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却发现拼贴画道具中缺了“夕阳”。窗外的太阳徐徐落下,金色的光线穿入教室,他把拼贴画向夕阳推推,以浪漫致敬浪漫:“这就是夕阳下的金柳。”

作家阿来把语文课上成自然课,带着丽江的同学们跋山涉水,追溯一滴水的足迹,沿途辨认各种植物。他在讲自己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运动员孙杨带孩子们开展激烈的游泳比赛,要讲的其实是陆游;演员惠英红让孩子们仔细盘问自己父母的工作,她想讲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

代课老师们上语文课,却也讲美食课、博物课、体育课、美学课、社会实践课。继这五位代课老师后,越剧演员茅威涛、文化学者于丹、讲故事的凯叔和舞蹈演员黄豆豆也将用别具一格的方式,各自为孩子们上一堂语文课。

语文课从来就不应局限在方寸讲台。浙江卫视《同一堂课》第二季在学而思网校的支持下,于2019年10月开播。以“学而有思,塑造品格”为目标,再次用十一堂出人意料,又在情理当中的升级版“明星课堂”,展现着语文课的可能性。

 

陈晓卿:人类的四顿饭

课文: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2019年8月底,陈晓卿站在广西龙脊小寨小学的废墟前,良久一言不发。

一年前村里突发大火,84户民宅付之一炬,小寨小学未能幸免。这所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那时,一对来自清华大学的恋人在龙脊修建小学,又教了两三年书。

二十五年前,陈晓卿第一次来小寨拍纪录片,用镜头长久凝视已然衰败的学校和这里的孩子。离开后,他与同事们集资几次,重新修建小学。那时,孩子们都叫他“陈晓卿叔叔”。

陈晓卿还记得,初来小寨,车子要先停在黄洛瑶寨,再爬六小时山路。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年,拍摄七十天,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拍摄结束要离开小寨,全村人出来送他们,一直到山口。村里人哭,陈晓卿也哭。

那时,村里许多孩子还读不起书。到9月份许多人要节衣缩食,或以红薯充饥,或借粮度日。

纪录片《龙脊》播出后,陈晓卿多次重返小寨,目睹了这里的变化,车子逐渐可以开到村口,村民们衣食无忧,孩子们有学可上。但有些变化,他并不喜欢,像房子越盖越大,风俗越来越简化,张口就能唱小调的瑶族人越来越少,以及,孩子们开始喜欢吃工业化生产的火腿肠。

陈晓卿再次回到小寨,身份是《同一堂课》的代课老师。拍摄间隙,他喜欢在村里串门。面对小孩和老人,他都递上准备好的红包。当年叫“叔叔”的那群孩子已经为人父母,他们指着陈晓卿,对自己的孩子说:“叫爷爷。“

陈晓卿觉得,叫他“爷爷”、喜欢吃工业制造火腿肠的这一代龙脊孩子,正处于时代变局。他想通过最喜欢的作家汪曾祺,以及汪曾祺名篇《端午的鸭蛋》向孩子们解释:“最好的食物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在自己父母的灶台边。”他希望这些孩子永远朝着向上的方向,但从来不忘自己的来路。

 

自述:

说实话,上这堂课我一丁点自信都没有。别让人家感觉我不好好教孩子上课,反倒带孩子烧火做饭,弄得灰头土脸。但我内心知道传奇远而粥饭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每一点美食背后都能看到社会变化,看到不同地理景观,看到人的社会组成。

其实在自己的纪录片里,我也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一段解说词几乎就是这么写的,大意是:传承我们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也包括生活的所有细节,从这个角度说,美食不仅仅是文明的传承者,还是书写者。

如果说把人类的餐桌分成几次,第一顿饭可能就是我们“发明”了火。如果没有火,我们现在还和大猩猩一样四肢着地,每天16个小时吃东西。没有水和火,我们就没有烹饪。我们的胃不支持生肉,也不支持很多植物,做熟才能更好地吸收。大猩猩的胃是我们的五六倍,脑容量只有我们四分之一。火的“发明”让我们和大猩猩不一样,人类就是这样进化的,每一次大的突变都跟食物相关。

影响人类的第二顿饭是农耕。既然在小寨讲农耕,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稻作民族,组织结构要紧密得多。在西方某些农耕环境撒一万颗种子,全能长出来,老天爷会下雨,每天吃得饱、穿得暖,人相对来说独立性就比较强。修龙脊梯田,是一个家族用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才能一点点修筑起来。修梯田让大家的组织、分工特别清晰。为了共同的目标,很多人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食物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如果和很多国外民族相比,中国各民族、各个家庭之间更加团结。他们往往朝一个方向用力,往往让大家获得的东西更平均,往往让一件事情做得更快。

第三顿饭是物种大交换。哥伦布一直跟西班牙国王说,他要去探险。当时欧洲吃很多东方的香料,花椒、胡椒这些,哥伦布说我们别往东方走,往西方走也可以到印度,能找到香料。后来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就是美洲。

那里有很多新鲜物种,比如土豆、玉米、红薯、西红柿。西红柿被带到欧洲时,他们不敢吃,觉得有毒,后来觉得是药,又觉得它很好看。17世纪,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才开始吃西红柿。我们中国开始吃西红柿可能只有三百年时间,是传教士带来的。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发现这些东西时,中国只有一亿四千万人。有了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吃饱,二百年后中国人口涨到了4亿。

我们的第四顿饭是发酵。如果没有发酵,我们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甚至好多东西是接受不了的,吃不到这种美好的风味。没有火,我们吃的都是生的;发酵可以让很多东西能消化,又让我们吃得更有味道。

看到龙脊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正经历一个重大变局,他们的家乡正在打开。我感触挺深,做了这么多好菜,孩子们最喜欢吃工业化生产的火腿肠。其实挺遗憾的,我特别希望他们喜欢有本真味道的、真正挨着土地的食物。这些恰好是那些都市人没有机缘享受的。他们长大以后,可能受到很多很多诱惑,比如网红食物,甚至“米其林”。但在我看来,最好的食物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在自己父母的灶台边。

味觉是了不起的东西,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第一种感受。我们还没有睁眼,认知这个世界就是把它抓着往嘴里放。这就是我们的口欲期,味觉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最复杂的通道。味觉不能复制,每个人对味觉的感受其实也不同。我费那么大劲从北京背着鸭蛋过来,实际上是让大家知道地球的滋味,要亲口尝一尝。

我希望我给孩子们吃的、带他们玩的东西,能在他们的成长里留下一点点印象。我希望他们成人以后,尤其为人父母以后,能记得我给他们说的话,永远朝着向上的方向,但从来不忘自己的来路。

 

蔡国庆:真正拥有财富的人生,就是对美有认知

课文:徐志摩《再别康桥》

蔡国庆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我这个人,生不逢时。

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不到20岁的蔡国庆穿从加拿大带来的红西装登台。批评声很快充斥报端:“男人怎么穿红色西装?不伦不类。”1991年,蔡国庆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全国观众都记住了他的红色泡泡袖衬衫和甜美歌声。然而,媒体却毫不客气地登文讨伐:甜歌星,齁死人。

“那时候你得到的不是赞美,是不理解,甚至是恶意中伤,他们认为那样的色彩不是男人该有的。”蔡国庆如今可以平静地面对这一切,但当时深受其扰。为息事宁人,他拒绝一切具有性别反差的角色,比如电影《霸王别姬》中的角色程蝶衣。

时过境迁,看着新生代的“小鲜肉”,蔡国庆多少有些羡慕:“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十八九岁的歌手,通过选秀出来,我可能扎六个耳钉,穿裙子,你们也会觉得这个小男生太帅太美了,不会骂他任何难听的话。”蔡国庆将其归结为“中国人对美的认知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蔡国庆因此希望美的教育能受到重视。他给扬州的同学们准备了经典现代诗《再别康桥》,期望能以徐志摩的人生与他笔下曼妙的康桥,让孩子们领悟“美”字。

 

自述:

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就是从徐志摩、梁思成先生开始的。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风流才子的美妙,我们往往不夸男人美,但我觉得他们特别美,不是现在人们认可的那种故意耍帅。他内心的谦和儒雅是与生俱来的,让你觉得高贵。真正有才华的人,能对外面的万情万物更多领悟。

漫漫的中华历史长河中,多少风云人物、帝王将相、风流才子,最终给世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美,不管非凡的建筑物、画作、《论语》、经文……你认知提升到一个境界,一切呈现的都是美。

小时候,我认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钢琴家,叫鲍蕙荞。她说艺术界有一些朋友带小孩子找她学钢琴,她说:“技巧嘛,都弹得一样,但是我怎么选学生呢?”她家里有一只小猫,她看哪一个小孩子跟猫玩得好,就教那个。因为她说,伟大的艺术家一定是善良的,一定爱世间万物。这棵树折了一枝花,他都可能掉眼泪。

我现在带庆庆,不光在家里嘚啵嘚啵跟他说,我尽所能带他去看北京所有好的音乐会、美术展。通过这些,我总让他有真真切切的对艺术、对美的感知。在给孩子的教育中,我一直强调美的非凡作用。哪怕住在世界上顶级的城堡里,不懂得美,人生仍然是乏味的,仍然愧对他拥有的财富。

 

惠英红:请叫我“惠同学”

课文:梁启超《敬业与乐业》

“如果让我上一堂理想的语文课,会把学生吓跑”

在腾冲,惠英红和孩子们分享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她让孩子们仔细了解自己父母的工作,又告诉他们工作的道理,如职业无贵贱,所有职业都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平等对待。 (南瓜视业供图/图)

影后惠英红从影43年,获奖众多,但一直有个巨大的遗憾:自己没有上过一天学。

2019年,惠英红走进云南腾冲的一所小学。站在讲台上,她和孩子们交流的第一件事是:“你们可不可以叫我惠同学?”“我想抓住一个机会,给自己填充遗憾。“惠英红后来解释。

在腾冲,“惠同学”和孩子们分享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敬业’与‘乐业’其实就四个字,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了敬业与乐业。”惠英红说。年轻时,她每天拍十几个小时打戏,明明不懂功夫,还要强迫自己做好一招一式,“不容许任何一个镜头出现问题”。拍戏43年,她一天也没有迟到过。

事业浮浮沉沉,终得圆满。可小时候的学业缺失,却在惠英红心里累积成一个“坑”:“我不想给人家觉得我倒出来没有一点米。没有读书,对我来说有种事业绊脚石的感觉。”所以,她告诉腾冲的同学们,学业是“业”的第一步。

 

自述:

“敬业”与“乐业”其实就四个字,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了敬业与乐业,也是做了我梦想的工作。我从小在街上混饭吃的时候,就想当一个演员。有一次在戏院里面看电影,我看到女主角超漂亮,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成为这样的。我常常告诉我自己,你一定会成功。我12岁时就离开街上,不再要饭。

我挑第二份工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蹈。我知道当时电影需要一些扮相有古装味道的,我觉得我行,就考进去。我跳了九个月,已经当了主角。两年后,我就被张彻导演看中了,他让我成为电影明星。拍戏很辛苦,每天都要打,我从来都不懂。可是我要告诉所有人,只要喜欢,我必须要做好。只要有一个画面做得不好,大家不会骂导演,不会骂其他人,只会骂画面上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一个镜头出现问题。

还有,我必须尊重我的工作。我表现最好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尊重我。在这个过程里,我有成就,苦苦地抓回来,所以会享受。做到今天是43年,我还没有疲倦。43年里,我从来没有迟到一天。

工作是人的定位,有了定位,你才专注在里面。人不是生出来就有工作的,可你付出的时间,都有你的贡献、责任。你小时候哇哇叫,逗父母开心,给他希望,这就是你的责任;你读书的时候,好好把该学的东西学好,这就是你的责任;你进入社会,挑到喜爱的工作,专注地为自己打基础,就换回成功感,让你一生享受无穷。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定位。

人生不应只做一件事情。我做过副导演、场记,也做过统筹、监制、武术指导,我编剧非常好。电影范畴里我全都懂。今年我演了一个舞台剧,为什么要演?大家都知道舞台剧时间很长,钱很少。可我觉得人生工作表里缺了一点东西,所以挑战自己,演了九场。每天都是掌声,我非常满意。

职业是无贵贱的。这一点在我身上很明确,我从来不怕告诉人我要过饭。英雄莫问出处,我出处比一般人都低,可我今天站得比一般人都高,我应该很骄傲。所有职业其实都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平等对待。所有职业应该都有它的位置,如果今天倒垃圾的公公阿婶不干了,这个社会会好吗?街上都是垃圾,都臭臭的,活不下去。每个职位整合起来,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缺一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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