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稀土矿60多年一直被当铁矿挖
世界最大稀土矿60多年一直被当铁矿挖
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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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争地10年：争议矿区已废弃 亿万富翁被拖破产
湖北老河口市企业家王伟陷入一场纷争之中。他说，怎么也想不到，这一陷就是10年，自己也从49岁即将跨入花甲之年，这场纷争看起来似乎还望不到头。
横跨鄂豫两省的丹江口水库东南方向，有一座延绵数公里的煤窑沟山，山上蕴藏着大量的炭质页岩石。这种看起像煤但不是煤的石头不易燃烧，灰分高，属粘土岩，可用作水泥生产原料。
煤窑沟山的那块位于两省边界的“100米左右”露天矿山，到底属河南还是属湖北，直接决定着王伟的罪与非罪。
2006年1月，王伟获煤窑沟山0.1136平方公里的采矿权。矿长因纠纷与王伟反目后，“转投”河南淅川县乔庄村村委会，村委会一纸侵权诉状将王伟告上法庭。
2012年4月，淅川法院一审判决，王伟开采到乔庄村范围内100米左右，立即停止侵权行为；3个月之后，南阳中院二审宣判，王伟开采行为进入乔村庄实际控制使用的土地范围内，维持原判；2013年12月，河南省高院驳回王伟再审申请。
河南从基层法院到省高院的判决，导致这场纷争愈演愈烈。
湖北老河口市政府无法接受河南法院系统的判决：自己行政区划里的山地，被河南法院系统判归河南所有；自己的企业家合法采矿却输掉官司。
两地争地不可开交时，刑事打击接踵而至：2014年年底，王伟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河南淅川县公安局列为网逃。
从湖北襄阳老河口市洪山嘴镇杨华岗村出发，沿着蜿蜒山路便能抵达鄂豫两省行政交界处，对面就是河南南阳市淅川县香花镇乔庄村。
王伟拥有采矿权的矿带沿着公路近1公里长，百米宽。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蕴藏着大量矿产资源——炭质页岩，煤窑沟山体底部一部分被掏空，形成一个硕大的坑，里面的积水已泛黄。水坑旁，散落着遗留的黑色炭质页岩石。水坑上方，裸露出来浅黄色山岩，鲜有植物生长。
据杨华岗村村民介绍，2006年之前，有人在煤窑沟山上盗采页岩石，执法部门进行过多次打击。2006年1月，王伟在此盖房、开矿后，无人再来盗采。
原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589”号采矿许可证显示，2006年1月起，王伟在老河口市境内的煤窑沟山上开采炭质页岩，开采面积0.1136平方公里。
王伟介绍，他名下曾有一家水泥粉磨站。从矿山采出来的绝大多数页岩自用，少数卖给水泥厂。因不懂开矿，王伟聘请湖北丹江口市人温新华当矿长。开采协议记载，王伟将页岩矿交由温新华开采，矿石归王伟所有，王伟按7.5元/立方米支付报酬。
合作3年后，王伟和温新华因工钱结算发生纠纷。温新华介绍，王伟少付290万余元，他就此向襄阳市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襄阳市中院作出裁定，二审判决王伟不需支付290万余元正确，驳回温新华的再审申请。
温新华在起诉王伟的同时，转投河南乔庄村。
9月29日，温新华向记者介绍，是王伟把他推向乔庄村一边，“欠我钱不还”。
乔庄村村监委会主任王义安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该村村民就在争议土地上种粮食、种树。上世纪80年代，该村还在争议土地上开过白灰厂。王伟开采页岩矿时越界，与乔庄村民发生纠纷，熟知页岩矿开采情况的温新华转投，让维权变得顺利起来。
在乔庄村村委会起诉前，香花镇两次以红头文件形式向淅川县政府进行了报告，措辞严厉。
香政（2010）364号文件显示：2006年春，王伟持一份假开采证，露天开采页岩。不久就进入乔庄村黄沟组地域大肆开采，村干部和群众曾多次制止但没有制止住，险些造成人命事件，至今已越界150多米。植被被破坏，人员被厮打，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因涉及河南、湖北两省，为维护行政区域法定地位的严肃性，制止环境被毁，保存宝贵的资源，特请示县政府尽快上报。
淅川县多个部门对香花镇的报告进行了响应。淅川县原国土资源局下发了2010年20号文件：经现场踏勘，王伟一方从湖北边界进入淅川60米左右。建议由政府协调湖北省国土资源部门，撤销原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为王伟颁发的采矿许可证；2010年6月8日，淅川县水利工程勘测设计队认定，王伟一方从两省界限处进入淅川界内118—147米……
两年后的2012年，乔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侵权为由将王伟列为被告，诉至法院，上述文件成了证据，被法庭采信。
2012年4月1日，淅川县法院一审认为，王伟虽经有关部门批准采矿，但未经乔庄村村委会同意，开采到乔庄村村委会所有的山林和土地范围内100米左右，其开采行为已毁坏了庄村村委会的地表附属物，侵犯了乔庄村村委会依法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判决王伟立即停止对乔庄村村委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侵权行为。
王伟不服提出上诉。南阳中院二审认为，乔庄村对两省行政界线无异议，依据《两省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划界限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鄂豫界线两地插花地、飞地在图上未全部标绘，界线勘定后，界线两侧群众的生产、生活及飞地、插花地等资源权属，生产经营管理均维持现状不变。”该条款说明在行政线两侧确实存在土地使用权相互交错的现象。应维护界线两侧长期以来实际控制使用的现状，本案不涉及边界之争。王伟虽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采，但其开采行为进入乔村庄实际控制使用的土地范围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湖北老河口官方：是我们的地
近两年，王伟在河南三级法院都输了民事官司，也引起湖北老河口市的关注。
2014年3月18日，时任老河口市市长郑德安签发上报襄阳市政府的7号文件《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妥善解决晓山炭质页岩开采场作业纠纷的请示》：2012年9月，受湖北省民政厅委托，湖北省国土资源测绘院到现场勘测，王伟的矿区在湖北境内，未越界开采。2013年1月24日，淅川县法院出动警车载近20人，越过两省行政区域界线250米左右，强行撤线，另行划定了一条两省行政区域界线。2013年3月12日，淅川县法院在王伟上诉期间，认为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将其列为网逃。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良好的投资环境，恳请襄阳市政府转报湖北省政府，请湖北省政府致函河南省政府，妥善处理此纠纷。
记者多方获得证实，2015年，时任襄阳市委副书记、老河口市委书记朱厚伦曾派出维权专班，前往河南淅川县进行谈判。该专班反复阐述，王伟的矿在湖北省境内，系持证合法开采；同时指出，举证称争议地界为乔庄村实际控制用地的两人，与王伟有私仇，有报复之嫌。
此次谈判，老河口市派出的维权专班铩羽而归。
9月28日，一名参与此次谈判的老河口官方人士对记者说：“嘴说破皮都没用，淅川官员就是不听。他们接待我们吃饭时，在饭桌上说，即便淅川法院水平一般，可是高水平的南阳中院、河南高院也维持了原判。”
9月29日，老河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越界一说不成立，经两省民政厅联合确认，王伟的矿区在湖北省境内。
9月29日，老河口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一副局长介绍，在国土专业术语中，没有实际控制用地这一概念。经勘探认定，淅川在老河口没有一块插花地、飞地。“淅川官方和法院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淅川老百姓跑我局门口种个菜，种个树，这块地就是他们的实际控制使用地了？法院写判决书时，能不能先把专业概念搞清楚。”
老河口市一位现任市领导认为，老河口和淅川交界，对于土地归属有争议实属正常。出现争议后，应该由两省主管部门共同调查形成一致结论，法院依此判决方能公平公正。
亿万富翁：已穷到借钱交社保
虽然经历了三次民事判决，但王伟采矿作业并没有停下来，他始终坚信自己是合法开采。直到2014年年底，他再度被列为网逃，采矿作业才停了下来。
王伟介绍，2013年3月，淅川法院认为他未执行生效判决，将其列为网逃。他在河北沧州出差时落网，交10万元罚款后被放了出来。2014年年底，他被淅川县公安局列为网逃，罪名是涉嫌非法采矿罪。
王伟介绍，从这以后，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在此期间，两名亲人去世，他也不敢露面。因是嫌疑人，资金链断裂，名下企业纷纷破产。
2019年9日14日，王伟前往老河口市公安局自首，随后被取保候审。
淅川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王伟在开采过程中，开采到乔庄村黄沟组两村民的责任田和责任山范围内。经河南省国土资源局认定，王伟越省界开采矿石量75400吨，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377万元。应当以为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月25日，淅川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王伟在庭审现场再次说着重复了很多遍的话，他持有采矿证，系合法开采，且没有越界，老河口官方能证明，河南一方所说的“实际控制地”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淅川在老河口没有飞地、插花地……
记者旁听此案时注意到，王伟的辩护人当庭说，淅川官方为证明这块争议地归淅川所有，篡改湖北省民政厅公文，写了一份《淅川县民政局关于“淅川老河口段边界资源纠纷情况说明”》提交法庭当作证据。该《说明》连字体都不一样，亦无盖章。此行为涉嫌伪造公文罪。
对此，公诉人和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对此展开调查，一旦认定证据系伪造再定夺是否移交公安机关。
记者了解到，王伟投案自首后的2020年5月29日，南阳中院裁定，中止此前的侵权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书，决定再审。7月31日，该案开庭，尚未宣判。
老河口官方人士介绍，王伟曾是老河口市明星企业家，当选过该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资产过亿。王伟多名亲朋好友称，10年纷争下来，王伟负债逾千万，“穷的借钱给自己买社保”。
十年纷争还未停下，但所争之地已废弃：曾经的青山千疮百孔，生态修复尚未实施。
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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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争地10年：争议矿区已废弃 亿万富翁被拖破产
湖北老河口市企业家王伟陷入一场纷争之中。他说，怎么也想不到，这一陷就是10年，自己也从49岁即将跨入花甲之年，这场纷争看起来似乎还望不到头。
横跨鄂豫两省的丹江口水库东南方向，有一座延绵数公里的煤窑沟山，山上蕴藏着大量的炭质页岩石。这种看起像煤但不是煤的石头不易燃烧，灰分高，属粘土岩，可用作水泥生产原料。
煤窑沟山的那块位于两省边界的“100米左右”露天矿山，到底属河南还是属湖北，直接决定着王伟的罪与非罪。
2006年1月，王伟获煤窑沟山0.1136平方公里的采矿权。矿长因纠纷与王伟反目后，“转投”河南淅川县乔庄村村委会，村委会一纸侵权诉状将王伟告上法庭。
2012年4月，淅川法院一审判决，王伟开采到乔庄村范围内100米左右，立即停止侵权行为；3个月之后，南阳中院二审宣判，王伟开采行为进入乔村庄实际控制使用的土地范围内，维持原判；2013年12月，河南省高院驳回王伟再审申请。
河南从基层法院到省高院的判决，导致这场纷争愈演愈烈。
湖北老河口市政府无法接受河南法院系统的判决：自己行政区划里的山地，被河南法院系统判归河南所有；自己的企业家合法采矿却输掉官司。
两地争地不可开交时，刑事打击接踵而至：2014年年底，王伟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河南淅川县公安局列为网逃。
从湖北襄阳老河口市洪山嘴镇杨华岗村出发，沿着蜿蜒山路便能抵达鄂豫两省行政交界处，对面就是河南南阳市淅川县香花镇乔庄村。
王伟拥有采矿权的矿带沿着公路近1公里长，百米宽。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蕴藏着大量矿产资源——炭质页岩，煤窑沟山体底部一部分被掏空，形成一个硕大的坑，里面的积水已泛黄。水坑旁，散落着遗留的黑色炭质页岩石。水坑上方，裸露出来浅黄色山岩，鲜有植物生长。
据杨华岗村村民介绍，2006年之前，有人在煤窑沟山上盗采页岩石，执法部门进行过多次打击。2006年1月，王伟在此盖房、开矿后，无人再来盗采。
原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589”号采矿许可证显示，2006年1月起，王伟在老河口市境内的煤窑沟山上开采炭质页岩，开采面积0.1136平方公里。
王伟介绍，他名下曾有一家水泥粉磨站。从矿山采出来的绝大多数页岩自用，少数卖给水泥厂。因不懂开矿，王伟聘请湖北丹江口市人温新华当矿长。开采协议记载，王伟将页岩矿交由温新华开采，矿石归王伟所有，王伟按7.5元/立方米支付报酬。
合作3年后，王伟和温新华因工钱结算发生纠纷。温新华介绍，王伟少付290万余元，他就此向襄阳市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襄阳市中院作出裁定，二审判决王伟不需支付290万余元正确，驳回温新华的再审申请。
温新华在起诉王伟的同时，转投河南乔庄村。
9月29日，温新华向记者介绍，是王伟把他推向乔庄村一边，“欠我钱不还”。
乔庄村村监委会主任王义安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该村村民就在争议土地上种粮食、种树。上世纪80年代，该村还在争议土地上开过白灰厂。王伟开采页岩矿时越界，与乔庄村民发生纠纷，熟知页岩矿开采情况的温新华转投，让维权变得顺利起来。
在乔庄村村委会起诉前，香花镇两次以红头文件形式向淅川县政府进行了报告，措辞严厉。
香政（2010）364号文件显示：2006年春，王伟持一份假开采证，露天开采页岩。不久就进入乔庄村黄沟组地域大肆开采，村干部和群众曾多次制止但没有制止住，险些造成人命事件，至今已越界150多米。植被被破坏，人员被厮打，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因涉及河南、湖北两省，为维护行政区域法定地位的严肃性，制止环境被毁，保存宝贵的资源，特请示县政府尽快上报。
淅川县多个部门对香花镇的报告进行了响应。淅川县原国土资源局下发了2010年20号文件：经现场踏勘，王伟一方从湖北边界进入淅川60米左右。建议由政府协调湖北省国土资源部门，撤销原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为王伟颁发的采矿许可证；2010年6月8日，淅川县水利工程勘测设计队认定，王伟一方从两省界限处进入淅川界内118—147米……
两年后的2012年，乔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侵权为由将王伟列为被告，诉至法院，上述文件成了证据，被法庭采信。
2012年4月1日，淅川县法院一审认为，王伟虽经有关部门批准采矿，但未经乔庄村村委会同意，开采到乔庄村村委会所有的山林和土地范围内100米左右，其开采行为已毁坏了庄村村委会的地表附属物，侵犯了乔庄村村委会依法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判决王伟立即停止对乔庄村村委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侵权行为。
王伟不服提出上诉。南阳中院二审认为，乔庄村对两省行政界线无异议，依据《两省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划界限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鄂豫界线两地插花地、飞地在图上未全部标绘，界线勘定后，界线两侧群众的生产、生活及飞地、插花地等资源权属，生产经营管理均维持现状不变。”该条款说明在行政线两侧确实存在土地使用权相互交错的现象。应维护界线两侧长期以来实际控制使用的现状，本案不涉及边界之争。王伟虽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采，但其开采行为进入乔村庄实际控制使用的土地范围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湖北老河口官方：是我们的地
近两年，王伟在河南三级法院都输了民事官司，也引起湖北老河口市的关注。
2014年3月18日，时任老河口市市长郑德安签发上报襄阳市政府的7号文件《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妥善解决晓山炭质页岩开采场作业纠纷的请示》：2012年9月，受湖北省民政厅委托，湖北省国土资源测绘院到现场勘测，王伟的矿区在湖北境内，未越界开采。2013年1月24日，淅川县法院出动警车载近20人，越过两省行政区域界线250米左右，强行撤线，另行划定了一条两省行政区域界线。2013年3月12日，淅川县法院在王伟上诉期间，认为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将其列为网逃。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良好的投资环境，恳请襄阳市政府转报湖北省政府，请湖北省政府致函河南省政府，妥善处理此纠纷。
记者多方获得证实，2015年，时任襄阳市委副书记、老河口市委书记朱厚伦曾派出维权专班，前往河南淅川县进行谈判。该专班反复阐述，王伟的矿在湖北省境内，系持证合法开采；同时指出，举证称争议地界为乔庄村实际控制用地的两人，与王伟有私仇，有报复之嫌。
此次谈判，老河口市派出的维权专班铩羽而归。
9月28日，一名参与此次谈判的老河口官方人士对记者说：“嘴说破皮都没用，淅川官员就是不听。他们接待我们吃饭时，在饭桌上说，即便淅川法院水平一般，可是高水平的南阳中院、河南高院也维持了原判。”
9月29日，老河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越界一说不成立，经两省民政厅联合确认，王伟的矿区在湖北省境内。
9月29日，老河口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一副局长介绍，在国土专业术语中，没有实际控制用地这一概念。经勘探认定，淅川在老河口没有一块插花地、飞地。“淅川官方和法院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淅川老百姓跑我局门口种个菜，种个树，这块地就是他们的实际控制使用地了？法院写判决书时，能不能先把专业概念搞清楚。”
老河口市一位现任市领导认为，老河口和淅川交界，对于土地归属有争议实属正常。出现争议后，应该由两省主管部门共同调查形成一致结论，法院依此判决方能公平公正。
亿万富翁：已穷到借钱交社保
虽然经历了三次民事判决，但王伟采矿作业并没有停下来，他始终坚信自己是合法开采。直到2014年年底，他再度被列为网逃，采矿作业才停了下来。
王伟介绍，2013年3月，淅川法院认为他未执行生效判决，将其列为网逃。他在河北沧州出差时落网，交10万元罚款后被放了出来。2014年年底，他被淅川县公安局列为网逃，罪名是涉嫌非法采矿罪。
王伟介绍，从这以后，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在此期间，两名亲人去世，他也不敢露面。因是嫌疑人，资金链断裂，名下企业纷纷破产。
2019年9日14日，王伟前往老河口市公安局自首，随后被取保候审。
淅川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王伟在开采过程中，开采到乔庄村黄沟组两村民的责任田和责任山范围内。经河南省国土资源局认定，王伟越省界开采矿石量75400吨，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377万元。应当以为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月25日，淅川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王伟在庭审现场再次说着重复了很多遍的话，他持有采矿证，系合法开采，且没有越界，老河口官方能证明，河南一方所说的“实际控制地”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淅川在老河口没有飞地、插花地……
记者旁听此案时注意到，王伟的辩护人当庭说，淅川官方为证明这块争议地归淅川所有，篡改湖北省民政厅公文，写了一份《淅川县民政局关于“淅川老河口段边界资源纠纷情况说明”》提交法庭当作证据。该《说明》连字体都不一样，亦无盖章。此行为涉嫌伪造公文罪。
对此，公诉人和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对此展开调查，一旦认定证据系伪造再定夺是否移交公安机关。
记者了解到，王伟投案自首后的2020年5月29日，南阳中院裁定，中止此前的侵权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书，决定再审。7月31日，该案开庭，尚未宣判。
老河口官方人士介绍，王伟曾是老河口市明星企业家，当选过该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资产过亿。王伟多名亲朋好友称，10年纷争下来，王伟负债逾千万，“穷的借钱给自己买社保”。
十年纷争还未停下，但所争之地已废弃：曾经的青山千疮百孔，生态修复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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