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奇闻|一场怪诞的宗教战争

1855年2月18日午夜，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正处于弥留时刻。他伤感地对儿子亚历山大说：“我想自己承担所有的困难而严峻的事情，给你留下一个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幸福的国家，但上帝做了另一种安排”。

“拯救俄国！”尼古拉一世告诉自己的继承人。

一直到死，尼古拉一世念念在兹的都是正在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7月－1855年12月），但沙皇到死也没想明白，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为何在这场战争中处处受制，以至于注定输掉这场他主动挑起的“圣战”。

怪诞的宗教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就连发动战争的尼古拉一世也没弄清楚“为何而战”。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有四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俄国单挑其他三国。

这场战争的最大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反常规的宗教战争。用《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的说法就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国家联盟与穆斯林共同作战，打击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以基督教保卫者自居的尼古拉一世想必非常愤懑委屈。这位被宗教狂热所鼓舞的沙皇坚定认为，这场战争就是为了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沙皇的终极梦想是，带领俄罗斯发动一场圣战，将巴尔干的基督徒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收复1453年沦陷于奥斯曼手中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尼古拉一世甚至幻想，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也从奥斯曼人那里夺回来。当然，圣战的主导者只能是俄罗斯帝国。如果说沙皇的确有领土野心的话，也是被他深深的包裹在宗教狂热之内，或者说，他都被自己感动了。

无怪乎，当时有人将尼古拉一世称为“贵族中的堂吉诃德”。《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8》中的刻薄评价则是“令人警惕的变得越来越有弥赛亚的腔调”。

但让尼古拉一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圣战的最大敌人竟然不是奥斯曼帝国，而是同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和法国。或者说，沙皇低估了英法的决心。

正如《克里米亚战争》一书所说，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站在一起”。持有此种想法并非仅是沙皇一党，即使是俄国国内的“异见人士”也被激怒了。对沙皇缺乏好感的托尔斯泰出于“爱国热情”主动要求作为军人走上克里米亚前线，还写下了他的成名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战前正流放于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写下了他一生唯一一首诗批评欧洲，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的耶稣受难”，俄罗斯一定会重新崛起，实现将基督教传到东方的天赋使命。

而在英法两国看来，这根本不是一场圣战，这就是一场阻止俄罗斯帝国扩张野心的战争，哪怕俄国的扩张对象是伊斯兰国家也不行。在战争期间，据说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在公众集会上提到苏丹的名字甚至足以引起一片掌声。

你甚至可以说参战的四国有四种宗教：俄国的东正教，法国的天主教，英国的新教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在某种意义上，英法甚至会认为东正教比伊斯兰教还要可恶，《克里米亚战争》一书中有写到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耶路撒冷的教堂中为了谁是正统大打出手的桥段，荒诞的是，最后双方共同信赖的仲裁者竟然是奥斯曼人。

对于英国人而言，克里米亚战争是“势力均衡”政策的又一经典范例。在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帮助”俄罗斯确立了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地位，而在1853年，英国感觉俄国的野心越来越难以控制，唯恐他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利益，那就也没什么“传统友谊”了，联合上次战争的“敌人”法国并肩子上，干掉俄国再说。

而法国之所以甘于被英国“利用”，除了向俄国的复仇心理之外，更大的动因在于1852年刚刚登基的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这位志大才疏的侄子也想通过打一仗来找回法兰西的荣光，顺带着，给他本人带上拿破仑军事继承者的光环。但是，与英国的不同在于，英国出于帝国利益特别是印度的安全确实有点斩草除根，彻底摧毁俄罗斯霸权的意思，而在利益上相对超脱，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没有兴趣的的法国只是想打场胜仗见好就收而已，无意参与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全面战争，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期，在俄军极度困难之下，法国人顶住了英国的压力决定放俄国一马，否则亚历山大二世就真的要有大麻烦了。

奥斯曼帝国倒也是和沙皇一样，宣称这场战争是“圣战”了，但这只是为了激发帝国内穆斯林的斗志罢了，苏丹很清楚，这就是一场拒绝亡国的生死之战，能挽救帝国的不是宗教热情，而是英法异教徒的坚船利炮，至于奥斯曼帝国自己，只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