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播撒爱国报国种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激扬爱国之情

　　水击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抗战时期，联大将激扬爱国之情、立牢报国之志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

　　联大开校不久，便成立了包括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内的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由罗庸、冯友兰作词，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被确定为校歌。

　　该校歌分为两阙，上半部分陈述联大的由来以及国恨时艰，词云“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下半部分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词云“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抛开雄浑激扬的曲调不谈，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奋进的深厚力量。



　　联大最初提交的校训为“刚健笃实”，这一提法放在平常，自然符合大学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方面的价值追求。但作为流亡大学，联大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标杆。因此，1938年11月26日，联大第95次常委会议决：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其中，“刚毅”用以承继三校教育的宗旨，“坚卓”则代表民族、国家对学生道德和价值养成的期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砥砺报国之行

　　对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环境之中，要将一腔爱国赤诚化为报国之行动，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南下就职、求学，本身就充满波折与崎岖。由于战争的威胁，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不久便被迫西迁。11位教师带领250多名学生徒步入滇，全程横跨湘、黔、滇三省，计3500华里，历时68天才抵达目的地。

　　战争年代，治学和谋生无不艰难。当时的调查显示，若1937年大学教授工资为350元，则1943年的实际购买力仅为8元左右。梅贻琦夫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教授的月薪在1936年至1939年还能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就只能够半个月用了。朱自清最窘迫时竟身着赶马人才穿的毡斗篷，白天为衣，入夜则为被褥。

　　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战争的威胁并未远离联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联大先后在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校舍及各种资料被毁，部分师生更是不幸遇难。苦难砺志，多难兴邦。在日军轰炸中，联大师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激情。

　　坚守强国之志

　　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国家抗战需要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均有倾斜。新设航空、无线电和金属等研究所，添设航空工程系，在现有专业附设无线电电机修造部，增设军事卫生工程、兵器学等科目。

　　另一方面，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格外用力。“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这几乎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信念。

　　既然要为强国、复兴培养人才，那么培养的途径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理学院的郑桐荪这样劝诫学生：“很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上去，很不稳定，很容易倒下来。你们要把基础弄得很宽，它就很扎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够真正上去。”

　　得益于通识的滋养，联大学子中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联大学子，学成即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效国家，包括邓稼先、何炳林、黄昆等。联大师生中达到院士级别的多达200人，郭永怀、赵九章、朱光亚等8人成为“两弹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