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劳动?

整个4月，中国乃至全球职场都在热议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过长工作时间，中国互联网巨头的种种发言更是引爆了全民大讨论。

长久以来，不合理的加班就是人们抵制的对象。五一劳动节的设立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反抗。

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首次宣布将8小时工作定为全球劳工运动的共同目标;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举行芝加哥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一事件，5月1日被确立为劳动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8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1995年5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双休日制度。2018年修订版《劳动法》规定“每日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与上述国际公约保持基本一致。

当下中国劳动法中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劳工抗争取得的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加班在中国职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且广泛存在的现象。超额工作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速度”，但承受加班之痛的工人通常很难在主流舆论场中发出声音。

而在此轮对超长工作时间的全民大讨论中，一个略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反抗加班的主体力量是程序员——这一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从业者和环卫工人而言，看似更不可能奋起反抗的中产群体。

虽然在此轮大讨论中“程序员拿高薪就没资格抱怨加班”的声音依然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在长期加班对个体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问题上，无论收入高低，各个劳动群体实际上殊途同归，这一点不能被任何冠冕堂皇的加班理由抹杀。

某种程度上来说，加班合理化更是个社会分配不均的隐喻，一个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日益失衡的标志——随着科技发展，即使是自诩中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将发现，自己在劳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少。

加班合理化:过劳时代中被裹挟的无力个体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虽然物质享受日益丰盛，但工作压力也日益沉重的“过劳时代”——这是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呈现的观点。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化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资本主义的跨时代转变”。

《过劳时代》[日] 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 / 2019

在“过劳时代”的时间轴上，1980年代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自那时起，发达国家缩短工时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工作时间开始变长，这与发生于同一时期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有着密切关系:19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执政，国家福利政策紧缩，让位于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并在1989年冷战结束时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最佳注脚。

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认知——竞争是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而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开始摈弃关系稳定的雇佣关系、较多的闲暇时间和优厚的员工福利，采取较为严酷的经营方式。

进入1990年代，一个对当下职场影响同等重要的趋势发生了——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让员工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日益模糊，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工作速率的不断提高亦让基本单位时间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市场经济，成为跨国公司降低人力成本的出口，全球化格局被深刻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开始在工资和工作时间上同台竞争。为了增强生产率、提高竞争力，延长工作时间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化，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化的趋势。”森冈孝二同时指出，即时通讯手段的推陈出新也为“员工全天候在线待命”式的工作方式铺平了道路，即使雇主不强制要求员工加班，也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即时传讯把员工拉回到工作状态。“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开始成为一个职场热词，用来描述这种超高强度的工作模式。

“24/7”的超强工作模式实际上是永不休眠的全球化市场要求。森冈孝二援引前美国劳动部长罗伯特·B·赖克的观点指出，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让竞争日趋激烈，速度成了抓住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被培育出来的对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永不餍足的需求，实质上变相催生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就业的不稳定。

24小时便利店、网购和快递——如今的都市人不仅已经完全习惯甚至已经无法离开这些异常便利的服务，然而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是，撑起城市便利生活的群体正在默默忍受越来越长的工时。以便利店为例，森冈孝二发现，日本便利店从业者中约八成为小时工和兼职员工，他们在不同时段倒班工作，保障了24小时的营业模式。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超市、百货店、快餐店、参观及其他零售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也在越来越“便利店化”，支撑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因此承受着超负荷工作。

即使是在职业声望阶梯上占据更高位置的白领工作者，也无法避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被迫贡献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这甚至无需雇主强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规训。在这一方面，硅谷科技公司对全天候工作(all-hours work)的狂热可谓是树立了一个典范。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指出，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