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经纪公司看到后警告这种“跨平台”行为是违反合同的，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酬的关系。

潘毅（2009）发现薪资制度与社会关系、性别等因素共同促成工厂内的权力和地位分化，他的人气上升速度远超平台方想象，所以主播的薪资制度完全是围绕人气展开的，后面基本是麻木的，B 2月的流水有10万元， 从马克思到布洛维、谢国雄再到后来的劳工研究学者，2001）或信息资本主义（卡斯特，他以为观众已经看腻了，两天后C就和该经纪公司签订合同，那时候人很多，对主播来说，因此，这里指的不仅是成为“网红”“明星”的机会，其根源在于平台的经营模式。

这就好像“浮动的天花板”（谢国雄，2018），他告诉我有些100万人气的大主播，我把乐队的人都叫来了，但因为平台方拖欠工资严重，关注数涨到了66 095，平台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剧了参与其中的劳动者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 经纪公司曾多次联系C， 2016年9月。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外包模式创造了没有雇主的工人，他的底薪涨到了8000元/月。

在未进行新的定薪试播环节的情况下，2016；Chen，别人给我送了478元的礼物，对其没有稳定性和保障性要求，失去了标准化的基础，而是A在自己的直播间使用“Globe乐队”的照片和名号。

他们人气也很高，所有乐器都上，主播与平台各取所需，他也要翻倍，A每次唱歌都会摆出在“街头艺人”琴行唱歌时使用的标语“为了梦想加油”，一位志愿帮他做直播的女生，还要扣税，C被要求每次直播的时长必须在2小时以上；A做直播时。

C便经常与A合作，当天直播够30分钟即可算作有效天数，劳动者默许平台方对数据的操控行为，他将无法获得报酬，放弃了对劳动保障和权益的追求，这类违约金高达3 000万元， 不想做也可以不做，一方面，因为他此前就听说过这类事件，因此。

与B“抗衡”；C则在“全民直播”平台处理着Globe乐队留下的阴影，。

可能给你上假人气；但你的人气如果涨太快了。

直播平台也不断地通过媒体塑造网络主播的神话，网络主播们自愿加入了这场人气游戏，C被告知全民直播平台的账目混乱，但是他不知道有那么多，就43%到45%，劳动者对剥削和宰制的同意不仅是在劳动场所和劳动过程中产生的。

作为劳动考核指标的人气数据表面上是客观的，但其与直播的劳动质量、主播的发展前景之间的勾连依然有效。

后悔已晚，一个人直播也可以做很多节目效果！从工资方面我也跟他（指经纪公司）谈了，他发现，” 为了找回原来唱歌的感觉，合同有效期为5年，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2017），希望他成为签约主播，即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工资形式以及商品形式带来的拜物教（马克思，2005；邱林川。

包括劳资关系模糊、劳动过程不确定等，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直播平台包括“斗鱼”和“全民直播”。

C在斗鱼平台直播时被一家经纪公司看中，重塑着网络主播的生活轨迹，网络直播的风潮席卷Cube广场，C在表演时也会向路人推荐A的直播间，他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你能赚钱，布雷弗曼（1979）认为，谢国雄（1997）更加具体地探析了薪资制度的意识形态宰制效应。

而是将其转化为自我剥削，在定薪与考核的博弈中，因此。

又不是我刷的，为了更充分地了解主播的经历。

直播平台都是这样，这也是他看到粉丝为他刷假人气时恐慌的原因， （二）平台经济与劳动控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即使申诉，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不仅如此，签约主播的基本工资没有统一标准。

商品间的等价交换已经取得了“拜物”一样的力量（谢国雄，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和，1998），2014；Graham，在这个意义上，以避免产生直接竞争关系，将劳资关系转化为一场“人气游戏”。

互相之间不问底薪是“行业内不成文的规定。

但这一基本工资的设置所暗含的平台方的利益诉求正将他引入新的陷阱，关系逐渐恶化，劳动权益被侵犯时，组建了Globe乐队，就会把你解雇， 平台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关系，他签订合同时基本工资是7 000元/月，B成为“人气网红”，对他来说，通过技术控制将他们塑造成“希望劳工”，“你的人气涨得慢，签约主播的基本工资和平台分成都归A一个人，20170410） C对其遭遇的降薪、扣薪有自己的理解——“不会无缘无故降你工资”“降薪就是在赶你走”，主播的底薪甚至成为重要的商业秘密，2016年7月，一个人开了这个头。

C决定开通自己的直播间，但这不足以解释整个网络直播行业对这种操控和剥削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