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上留下属于共青团的光荣

       1925年1月，组成了由杨闇公等优秀分子为核心的团重庆地方执委会，逐渐成为四川革命的领导核心，为重庆成立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这是团重庆地方执委会部分负责人合影（左起：吴玉章、童庸生、廖化平、杨闇公）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提供照片

       1926年4月，杨闇公主持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记录。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提供照片

　　杨闇公（1898-1927），重庆潼南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提供照片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有4人出生于重庆、四川。其中，朱德、刘伯承、陈毅三大元帅，早在1926年，便一起参加过一次彪炳史册的起义。彼时，朱德40岁、刘伯承34岁、陈毅25岁。

　　此次起义史称“泸顺起义”，参加的部队有6个旅，约1.4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超过万人规模的武装大起义。起义坚持斗争长达167天，创下中共在“大革命”期间领导武装起义斗争时间的纪录。

　　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叫杨闇公，虽在起义当年英勇献身，但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被大家铭记。2012年，他被选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被评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四川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

　　很少有人知道：领导泸顺起义时，他年仅28岁。

　　更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团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为重庆团的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创建、发展共和国的历程中，凝聚了无数团员青年的突出贡献，深深地镌刻上了共青团的名字，留下属于共青团的无上光荣。杨闇公，便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26岁担任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

　　“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重庆潼南双江镇邮政局大院所悬挂的对联，为这个家庭中叔侄两辈、男女8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注解。

　　其中，排行第四的杨闇公、第五的杨尚昆、第十二的杨白冰最为知名。

　　1898年3月10日，杨闇公出生于这个大院，这是一幢二进四重天井的四合院式木质建筑，有大小房间39间。面街的堂口原为盐号和代办邮务的铺面。

　　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开明进步，大哥杨剑秋、二哥杨衡石均为赴日本留学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堂兄杨宝民也是著名的革命人士，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

　　童年的杨闇公就读私塾，受父亲和兄长们的影响，自小便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识。1913年，在大哥杨剑秋和堂兄杨宝民的支持下，他进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

　　17岁时，他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大的历险。

　　那是1915年，杨闇公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受命去上海秘密筹运军火，被巡捕发现。

　　他如同电视剧里的情节一般，穿弄堂、越屋顶，数次变换发型，才得以脱险。

　　第二次历险也很快到来：1916年，他回到教导团后，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事泄未成，遭到军阀搜捕。情急之中，他夺窗跳岩，滚坡出逃。

　　在家人的帮助下，1917年，19岁的杨闇公东渡日本，第二年，他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开始接触和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杨尚昆同志曾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四哥杨闇公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历险。他写道：“四哥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经济学》《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被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他的这些惊险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

　　出狱后，1920年秋，杨闇公从日本回国。

　　1922年5月5日，正值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同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童庸生当选为首任书记。杨闇公在成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团员。

　　几天前的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团重庆地方执委”）也宣告成立，当时，只有1个支部10个团员，首任书记是周钦岳。1924年9月，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加入团重庆地方执委，担任组织部长，迅速成为灵魂人物。

　　1925年1月，重庆团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月改选”完成，时年26岁的杨闇公当选为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他与奉派到四川的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共同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团组织成为领导当地革命的核心力量

　　就在重庆和四川已经成立团组织、暂未成立党的正式组织之际，当时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部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同时党也应帮助团的教育及训练工作。”

　　此刻的重庆和四川便属于此类“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部组织的地方”，因此，团重庆地方执委承担了“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这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每个团员每周均须分头轮番出去演讲。

　　团重庆地方执委组织力量到城乡各地张贴反帝反军阀标语，曾组织4万多名群众参加街头游行。

　　杨闇公、萧楚女、罗世文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并吸收工人参加团的外围组织，免费入夜校学习，在广大工人中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他们创办机关刊物《爝光》《肃清》，传播革命理论，不断扩大团地执委的社会影响。

　　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们领导成立了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

　　杨闇公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了中法学校，同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和中山中学一起，被群众誉为重庆革命活动中的“四大金刚”，进步男女青年纷纷云集，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优秀分子。

　　重庆临近区县的团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出现，革命形势一片蓬勃。

　　1924年6月，在成都入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于1925年1月在綦江建立青年团支部。

　　1924年9月，在涪陵的四川省立第四中学任教的童庸生发展鞠雪芹等人入团，建立了涪陵团支部，隶属团重庆地方执委。

　　1925年2月，团重庆地方执委派张嘉铭回南川县开展团务，吸收汪石冥、张庚白、谈如渊为团员，并组建由张庚白任书记的南川支部。

　　到1925年春季，团重庆地方执委除了在市区的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还在江北县、南川、巴县永兴场等地建起了团的支部组织。

　　革命者的“洪荒之力”让团组织的影响和声望日趋高涨，逐渐成为领导四川革命的核心力量。

　　介绍刘伯承入党

　　杨闇公带领团组织投身革命期间，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在成都时，杨闇公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记者注）校长吴玉章，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24年1月12日，不满26岁的杨闇公与吴玉章等人曾在成都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5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赤心评论》，以革命言论启迪民心。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当杨闇公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近3年。据推断，他并非不知情。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们觉得自己也有一份救国救民的责任，因而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1924年6月，杨闇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见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他对恽代英强调的革命工作要从实际入手、重视行动的主张非常赞同。

　　杨闇公在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作为后，深明大义，并说服党内同志，果断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盲从，不‘见旗帜就拜倒’，创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后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确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能放弃自己创立的组织，汇入中国共产党的洪流，这种胸怀，令人感佩！”周勇说，“从这些前辈青年身上，当代青年也能汲取精神营养，不要被物欲所裹胁，校正自己的价值观，让人生更有意义。”

　　通过吴玉章的介绍，杨闇公与很多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相识，包括在成都疗伤的刘伯承。1923年，刘伯承在大足驱逐吴佩孚派来侵川的黔军王天培部队，激战中，身受重伤。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杨闇公对刘伯承非常欣赏，在日记中写道：“与伯承论时局，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1926年，杨闇公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领导出共产党当时“最好工作之地”

　　1925年春，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中央批准，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下简称“重庆地方执委”）宣告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因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

　　重庆地方执委担负起了领导重庆和四川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业绩斐然。到1926年8月，全川党员增至120人；10月，增至168人。1926年春至1927年冬，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等10个特支，荣昌、南川等18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20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在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20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

　　在杨闇公的领导下，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重庆地方执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大革命时代的“民主生活会”佳话

　　杨闇公曾留下过一次“民主生活会”的佳话。

　　1926年2月，杨闇公任重庆地方执委会首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便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

　　为什么召开这个会呢？原来，1925年12月24日，党员杨洵写信给党、团中央，反映重庆团地执委存在“指导非人，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嚣”“乱闹学潮”等问题，甚至指责了重庆部分同志和工作。

　　杨洵192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周恩来、赵世炎影响，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曾参加旅欧共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党、团中央高度重视，当杨闇公、童庸生等人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有关负责人便召集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问：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

　　中央最后决定，让两人回去后，召开一次会议，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等10名重庆党团干部，召开了这个会。

　　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只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同志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害团结的工作进行”。

　　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

　　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

　　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童庸生性格急躁，工作不讲方法，“有时近似于谩骂”；有人说杨洵工作不够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等等。

　　一群风华正茂、意气方遒的先驱为了革命事业推心置腹地秉烛夜谈，最终误会双方冰释前嫌，参会者深受党性洗礼和教育。

　　主持会的杨闇公非常值得称道。本来，在情感和工作上他是比较同情童庸生的。两年前与其相识，之后他感到“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杨洵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批评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倾向，而是让大家表达观点。

　　最后，杨闇公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会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当事人未受任何影响，一身轻松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童庸生始终战斗在斗争最前线。杨洵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牺牲。

　　“这份92年前的档案，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详细的、最原汁原味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记录，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穿透历史、真抵心灵的能量。”周勇说，“重读这份记录，对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