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供了真正的创业环境

       中国这么大，欢迎来看看。第二届进博会正在举行，中国向世界发出开放的最强音。

　　中国有着庞大而广阔市场，吸引了全球企业来中国做生意；中国有着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来中国投资兴业。

　　在中国，正有这样一批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的时间比在本国的时间还要多，他们选择在中国投资创业，选择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1998年，戴雷(Dr. Daniel Kirchert)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学专修中文课程。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20多年后，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自己人生的创业之路。

　　在戴雷印象中，1998年中国道路上到处都是自行车，私人车基本看不到，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汽车消费大国，千人汽车保有量达到170辆左右。

　　“不可思议”是戴雷对中国汽车市场近20年发展的形容。这个词同样适用于他个人的经历。

　　2005年，戴雷进入宝马中国，在此期间宝马中国销量翻了12倍；2013年，接手英菲尼迪中国事业总部，三年间英菲尼迪中国销量增长150%。2016年，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开始在中国的汽车创业之路。2018年，戴雷获得中国政府表彰在华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戴雷说，中国是他的第二家乡，他希望给世界提供一辆来自中国的高端汽车。

　　创业，走出舒适区

　　“从宝马到英菲尼迪，再到创业，你的人生经历很有意思。”记者说。

　　“不会，白头发多多了。”戴雷苦笑着回。

　　这个高高大大的德国人，在2016年以前的事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先后担任华晨宝马营销高级副总裁、英菲尼迪中国及东风英菲尼迪总经理职位，在汽车业界颇有一些名气。2016年，放弃在别人眼中优渥的薪水、高管的光环、舒适的工作，出来创业并建立拜腾品牌。

　　回顾事业的两次转变，戴雷觉得“做有意义的事”是值得的。

　　第一次转变，从宝马到英菲尼迪，从一个高管转变为一名掌舵人。

　　2013年，戴雷在一场“人事地震”后离开了工作10个年头的宝马。根据当时媒体报道，戴雷离职部分原因与宝马在中国的战略调整和人事变动有关。当时，宝马中国有三位高管先后离职，戴雷是其中之一。

　　令人不解的是，戴雷在离开宝马后选择了当时在中国市场并不太受欢迎的英菲尼迪。2012年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日系车在华受到抵制，日本车企在中国的销量急剧下滑，英菲尼迪也不例外。

　　“去英菲尼迪是在最不好的时间。当时英菲尼迪主动找我，希望在中国能够有好的发展。因为，要想把英菲尼迪做成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中国市场非常重要，也很关键。”戴雷回忆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戴雷显然是一个营销的高手，在英菲尼迪工作的3年时间，超过4万台的销量、高达34%的增速以及超过100家的经销商网络，是他和团队交出的成绩单。

　　第二次转变，从英菲尼迪到创业，从一名掌舵者到一个创业家。

　　“做一名企业高管很好，待遇好、工资好、一辈子的养老、一辈子开他们的车，一辈子都会过得很舒服，工作也不会太累，工作日基本上5、6点就下班了，周末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日子会过得很舒适。”戴雷了解做一家企业高管能够获得的东西，但显然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戴雷对创业者一直都很敬佩。大概在2008、2009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戴雷得以接触到中国本土企业家群体，这对戴雷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很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第一批创业者，他们有着独特的创业经验和管理思想，其中就包括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人。

　　“他们创业面临的困难，他们的那种勇敢、坚持和应对各种挑战，他们做事的逻辑、决策流程以及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戴雷认为，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管和创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创业意味着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

　　大概从2014年开始，特斯拉、电动车突然受到社会上的关注，共享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兴起，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戴雷意识到，“机会来了”。

　　选择，中国是一片热土

　　在传统造车领域，德国、美国和日本无疑是行业的领头羊。一份2019年上半年全球汽车销量排行榜显示，日系、美系和德系汽车包揽了排行榜前十位。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迅速成长，国际化发展能力也在逐步提升，但与大众、丰田、福特等老牌汽车品牌仍不在一个量级上。

　　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汽车产量是9570万辆，中国汽车产量是2780万辆，占全球的30%；2018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额是157亿美元，占全球汽车出口份额的1.6%。

　　中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

　　更重要的是，汽车行业是一个投入大、产业链长的行业，从概念到研发、供应链、制造再到销售，整个过程投入大、周期长。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描述，整车行业是一个需要烧钱200亿以上，至少十年才能检验是否成功的行业。

　　造车不是造自行车、手机，汽车的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需要长期的工业积累。

　　对戴雷而言，在中国打造一辆全球化的汽车，而且是豪华汽车，充满挑战。

　　但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

　　“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真正适合创业的环境，社会上最好的人才都愿意出来创业。”2014年至2017年，在汽车领域，和戴雷的拜腾一并被称为造车新势力的有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威马汽车、车和家等几十家创业企业。

　　没有例外，这些造车新势力都将“宝”押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早在2012年，国家就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

　　为贯彻落实该规划，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政策，给予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多渠道筹集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资金，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入政策等。

　　2015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了中央财政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补助，实行普惠制，包括补助对象、补助产品以及补助标准等。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到，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包括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大力发展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完善持续支持的政策体系等。

　　在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拜腾全球总部南京，当地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地标产业”来发展。

　　作为崛起的造车新势力，拜腾走到今天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