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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2020-01-09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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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 Nolde: The Artist During the Third Reich

昨天在亚马逊买到历史学家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和另外两位撰稿人写的“Emil Nolde: The Artist During the Third Reich”（《埃米尔·诺尔德：第三帝国时期的艺术家》，出版者：Prestel，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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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二十世纪的艺术与极权政治关系的很有启发意义的研究专题，从中可以知道为什么去年在德国举办的这个展览会引起重新认识和评价在纳粹时期为希特勒政治服务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价值的争议。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2019年度图书盘点专栏（Arts & books roundups，Books of the Year 2019）中，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推荐了这部书，他认为该书不仅仅是一部在柏林举办的德国表现主义大型回顾展的常规意义上的图录，而是建立在大量档案材料基础上的关于埃米尔·诺尔德其人及艺术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著作。他指出该书全面揭示了诺尔德在战后如何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希特勒反对“堕落的艺术”的受害者形象，如何掩盖了他作为纳粹和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的历史。他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揭示了诺尔德的艺术创作与其政治倾向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诺尔德的作品不可能与过去人们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他最后还提到这本书的出版使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把诺尔德的两幅作品从她的办公室墙上取下来。严格说来，促使默克尔在去年4月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柏林展出的 “埃米尔·诺尔德——一个德国传奇：纳粹统治时期的艺术家” 展览（2019，4，12——9，15），这个展览展出了诺尔德的一百多幅画作原件以及他在一战前的反犹信件等，有媒体在报道中认为这个展览表明诺尔德是反犹太主义者和纳粹意识形态的信徒。该展览的策展人、艺术史家阿亚·索伊卡(Aya Soika)和伯恩哈德·富尔达曾经查阅了诺尔德基金会收藏的两万多份档案文件，并通过展览及出版物披露了这个纳粹艺术家的许多真相。纳粹上台的时候，诺尔德积极投靠并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座上宾，加入了纳粹党。但是他的作品仍然被纳粹认为是堕落的艺术，在1937年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上被展出，后来被规定必须得到授权才能销售或展览作品。这种投靠、效忠但仍被极权意识形态所抛弃、批判的例子在纳粹文艺史中并不鲜见，但是诺尔德作为重量级艺术家的遭遇却有某种典型意义。在战后诺尔德一方面夸大他遭受的迫害，另一方面也隐瞒了他在“堕落艺术展”期间写信给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求情，认为自己是被“误解”的，并声称自己愿意为效忠纳粹艺术而斗争的事实。通过淡化和自我神化，诺尔德在战后的声誉不断提升。

《埃米尔·诺尔德：第三帝国时期的艺术家》正文包括八篇论文：“导论”、“关于诺尔德的表现主义的长期争论”、“诺尔德的自传：德国艺术斗争中被误解的天才”、“诺尔德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奇幻人物和维京人”、“诺尔德之战”、“‘未绘的图像’：神话的起源”、“创造德国战后传奇”，从多种角度重新审视了纳粹时期诺尔德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出版或未公开展示的作品，进而全面论述了诺尔德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真实思想，尤其是他在政治上的投机、逢迎和模糊的立场。这些文章大量运用了诺尔德生前大量未出版的信件和文件作为第一手史料，这些信件和文件为重新研究诺尔德的艺术实践、政治信仰和他的反犹太主义提供了有力证据和许多新的见解。但是，富尔达在“导论”的结尾指出，虽然对诺尔德与纳粹政治关系的真相要研究清楚，但是不能和不应该因此而否定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从公共政治的角度来看，任何把政治与艺术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正是纳粹文化政治的传统；任何试图把德国历史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物强制从公众视野中抹除的“历史驱魔”，只能产生片面的、单一的观点，而这也正是当代文明所要否定的纳粹政权的谬误。（参见p.31）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放在默克尔撤下办公室墙上的诺尔德画作的行为语境中则仍然会有疑虑和争议。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远比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欣赏语境要复杂和敏感得多的语境中，艺术难以保持其超然的独立性也是必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在该书中对诺尔德如何产生反犹主义思想、如何对纳粹政治产生认同和期待的过程有很多深入的论述。在今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艺术-政治经验中获得的认识是，杰出的艺术家具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任何形式的压迫的敏感，而他对残暴的、极端压迫性的纳粹极权政治的支持与歌颂是不能被历史所遗忘和宽恕。在重新认识诺尔德的展览风波中，有关历史记忆和政治伦理的争论表明20世纪极权政治的伤痕仍在，在艺术与政治之间仍有许多议题有待揭示。

从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诺尔德到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强烈的和异质的精神联系。莫迪亚诺的小说通常以历史记忆、心灵冲突和个人存在的虚无感为基调，通过回忆、追问、调查、深度分析以及不乏象征与臆想的精神氛围，把历史关怀与人类命运的现实感紧密结合起来。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以表彰他唤醒了对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和揭露了对人类生活的占领。” 这里所讲的“记忆”和“占领”的确与莫迪亚诺作品中的氛围和实质比较契合，但是要深入而准确地表述这种氛围和实质，并不容易。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他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他所臆想的自传，里面充满了身份认同的错位、被抛弃与被选择的无奈、对必须扮演的角色的厌倦与迷恋、对善恶的认知与行为抉择的分裂与背离、对崇高感与卑劣感的深入骨髓的体验，他通常使用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更为朴素地证实了他对自我生命历程中的体验既是臆想的，同时也是真实的。他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无比复杂和充满精神悖论的自我，他挖掘了一条相当独特、幽暗的心灵隧道，所要追问的是那个被人们挂在嘴边、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解答的问题“我究竟是谁？”。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巡》（原作名: La Ronde de nuit，张国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篇幅很短，但是所呈现的心灵世界很博大、很复杂。这篇小说出版于1969年，这个写作与出版的时间不是没有特殊意义的。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尘埃尚未完全落定的时候，莫迪亚诺对左岸知识分子与国家力量的冲突有更多的思考，但是也感染了更多的迷茫感与虚无感，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到内心世界、从现实的自我转换为臆想的自我在此时有强烈的诱惑力。和他的其他早期小说一样，《夜巡》以二战期间的法国历史为背景，尤其是被认为是法国的耻辱与黑暗的被占领时期，抵抗与合作、仇恨与偷安纠缠一团，极度的灰色和迷乱构成一幅被占领的精神版图。莫迪亚诺正是着迷于这样的现实与精神世界极度混乱、交错的时空背景，他相信这是文学介入历史与现实的最有臆想与阐释空间的舞台。《夜巡》讲述年轻的“我”如何在被德国占领的巴黎同时为法国抵抗组织“地下骑士团”和德国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工作的故事，“我”在这过程中如何充满行为选择的矛盾冲突与虚无感，最后陷入走投无路的极度迷惘之中。但是作者仿佛有意不是好好地讲述这个故事，而是在叙事中充满了回忆、臆想、跳跃、内心独白、伦理拷问等因素，故事情节与人物行为被搅和在扑朔迷离的心灵探索之中，因此没有耐心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适。但是，这篇小说最迷人之处是它所探讨的主题：在这个混乱、冲突、虚无的世界中，所有的坚持或放弃究竟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何可以成为叛徒或不可以成为叛徒？甚至连“叛徒”这样概念是否具有真实的意义？“我”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自我又有什么意义？伤害与被伤害如何具有真实的伦理意义？莫迪亚诺的自我追问极为朴素和残酷，答案并不存在，读者被不由自主地引领着进入自我拷问的“夜巡”之途。

在小说的开头，一下子就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对“我”的追问：人名？地址？联系方式？在追问中夹着开导：“亲爱的朋友，你很清楚，我们强大无比”；“你这样迟疑不决，我十分理解”，但“只不过是开头难”（5—6页）“我”有时想如实回答他们，有时又想彻底脱离他们，同时又在观察他们、分析他们。“我”为什么不痛快地讲、痛快地当一名叛徒，又为什么不坚定地逃离他们、摆脱他们？两者都不难，两者又都有诱惑力，“我”不断拖延着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时机，同时又知道随时都有这样的时机。这个年轻人被盖世太保和被抵抗组织选择也是偶然的，甚至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有着一副和善的、容易和人打交道的外貌。而这个年轻的“我”恰好又有一种混杂着好奇、迷惘、虚无的情绪，在叙述中还不时提到需要金钱来资助他收养的两个可怜的人，成为叛徒和双面间谍的动机是很不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盖世太保对“我”的开导往往强调他们是最强大的力量，站在他们一边是每个人的必然选择，“报酬很可观，而且完全合法。我们发给你警察证和持枪证。”（25页）而抵抗组织的中尉则“不停地念叨‘革命’、‘觉醒’，‘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干巴巴的调子直刺我的心。”（83页）同时令“我”反感是中尉“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纯洁和英勇归于他以及他的那个司令部，而卑下的密探行径和两面角色则属于我。”（24页）“我真想大哭一场，向他们诉说我十分微妙的、双重间谍的处境。可是有些事情只能存在心里，不能与外人道。我从不多说一句话。天生的不苟言笑。但是其他人却毫不犹豫地、翻来覆去地向我叙述他们的想法。”（83页）这是 “我”对他们都同样鄙视，也有一种在想象中都告诉他们真相的冲动和痛快感——“面对这些凝视你的英雄，你甚至想高声说出你的探子身份。慢慢地，他们脸上的彩绘龟裂了，失去了那种傲慢气，为他们添光加彩的美好信念也像吹熄的蜡烛一样消失了。”（34页）但最后还是只能在内心中继续剖析和体验自我。“那天晚上，我再次读了《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看来，别管那么多了，脚踏两只船和背叛——有何不可？——符合我的调皮性格。反正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24页）莫迪亚诺臆造的《叛徒文选》倒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他的这篇小说必定要入选。

“酒吧内半明半暗，温暖湿润，散发着埃及香水的气味。就是这样，巴黎还留有一些孤岛，那里的人们充耳不闻‘近来发生的灾难’，那里还滞留战前的奢华和轻浮生活。我看着这些面孔，心中反复默念我不知在哪儿读到的这句话：‘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24页）这世界向来就是这样。“从今以后，什么事都会发生。他们还将吸收你参加最肮脏的工作，然后再彻底和你清算。如果你出于极度的狡猾和怯懦，要离开这伙藏在黑暗中的男盗女娼，那也是找死。你会死在离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不远的空场中央，死在那块荒地里。医生早就说过了。如今你已无路可走，后悔也来不及了。悔之晚矣。火车已停驶。”（42 页）在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叙述中，莫迪亚诺借法官之口问“我”：“说啊，你怎样度过了你的青年时代？”（43页）这是魏尔伦的诗句，在这里我猛然想到了康拉德。

康拉德的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李小均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同样讲述了一个大学生如何成为告密者的故事。在1917年革命前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拉祖莫夫认真读书、性情温和、一心希望毕业后成为公职人员。他的同学维克多﹒哈丁思想激进，在刺杀了沙皇政府的P部长之后，潜入拉祖莫夫的住所寻求帮助。但是拉祖莫夫最终还是因害怕受牵连而告发了哈丁，哈丁很快被政府处死。然后，拉祖莫夫在情报机构的胁迫下成为政府派往瑞士日内瓦的间谍，任务是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在这里，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拉祖莫遇到哈丁的母亲和妹妹，而且还成为哈丁妹妹爱慕的对象。拉祖莫夫终于因为良心的谴责而说出真相，结果遭到革命者的殴打致聋，最终在俄国南方某小城与女仆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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