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观众最近的人，中国电影发行人

相比于出品人、制片人，发行人的概念其实不普遍，独立发行人更是鲜少听闻。

会有很多人说，整个发行工作更多依赖团队作战，这也是电影片头或片尾出现的主创名单中很少看到发行人等类似title的原因之一，而一个总的发行人在整个发行过程中依然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

制定发行计划，与院线影院协调排片，推动物料、路演落地节奏、将票补、活动能够高效地安排执行等等都是发行需要做的事情。因而，发行团队的能力与执行策略也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一部电影的市场成绩。

在此，参照国产电影票房榜，拍sir整理出国内50位发行人，跟大家一起回顾那些最靠近观众的发行大佬们都有哪些？

备注：

1.表格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2.以电影片头/片尾“主创名单”中出现的发行/发行人/总发行人等为准，片尾总演职员表中出现的各公司发行人员暂不在统计之列，如有疏漏，还请指正。

发行起家的公司很多，

纯电影发行公司越来越少

一般而言，电影发行分主发行和联合发行。因为票房回款首先是回到发行公司，所以主控发行的公司也会是较为重要的存在，所以非常多的发行公司也参与到了出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只有具备发行执照的公司才能作为主控发行的公司。

而本次我们统计的发行人一般是由主发公司的总负责人或者发行部门的负责人担任。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电影并未在“主创名单”中设置发行人一项，但都会在片尾的总演职员表中详细列出各发行公司及各公司参与发行的人员名单。

就表格中所统计的发行人来看，其中既有中影（周宝林、赖侁等）、华夏（傅若清、堵芳等）这类代表，也有博纳、联瑞、聚合影联等从发行起家的公司代表。如今，这些公司都成长为综合类的影视公司，不再只聚焦于发行。

▲从左到右：周宝林、傅若清、于冬

实际上，不管是发行起家还是从制片、营销、票务等其它环节反延伸到发行，布局发行团队或者承接一部分发行业务或者挂名联合发行，都是非常常见的。相比之下，纯发行公司在如今市场中的占比则相对越来越少。

而查一下这些发行人的履历，也不难发现，不少发行人都是由院线、影城转型而来。而目前很多的影视类大学，并没有电影发行相关的专业存在。

做一个中国电影发行人有多难？

虽然是连接产业与观众的重要枢纽，但电影发行其实也是电影产业链中最艰难的存在。

首先，发行，是经常“背锅”的对象。面对电影票房的不如意，很多片方或主创会将责任归结到宣发身上，认为宣发方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在发行费用上动了猫腻，主创与发行团队、出品方与发行团队在社交媒体互相撕甚至对簿公堂的场面也不在少数。

当然，不管是发行还是宣传，对票房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很难量化的，我们也很难对这些争议事件做出孰对孰错的判断。不过，在电影市场愈加理性的环境下，优质内容的空间越来越大，市场也越来越不会放过一部好片。

其次，这次的疫情来袭，发行公司也是整体影视公司中最脆弱的环节之一。制片出品公司可以持续开发项目，组织拍摄开机，除了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剧集、综艺等等同样可以开发投资；营销宣传公司在进行电影营销之外，同样可以服务艺人、网剧、网络电影的各种营销服务；

而电影发行尤其依靠电影项目，很难“跨界”，没有项目只能干等着，人员成本也非常之大。尤其是在像疫情这样的严肃“寒冬期”，很多的发行公司都开始发底薪，犹如进入冬眠。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后，具体到普通的发行从业者，日常“下乡”出差到各城市，跟当地影院搞好关系，这些都是工作常态。在春节、国庆这些原本与家人团聚的大档期，发行人更是没有假期可言，蹲守在影城，跟进上映情况。从整个市场环境到普通工作者，承载枢纽意义的发行端，亦承担着行业的诸多辛酸。

中国电影发行的未来会怎么样？

从1993年广电部颁发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俗称“三号文件”），打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奉行的“统购统销”制度，施行自主发行到现在，市场化下的“新电影发行”不过才走过了二十七年的时间。曾有人说：“中国电影改革是从发行开始的。”而未来，电影发行的发展无疑也会影响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的空间。

那么，中国电影发行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首先是对分线发行、分区域发行、分轮次发行的探索。其实在2017年举行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代表大会上，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便正式提出要进行分线发行、分区域发行、分轮次发行等的探索。经过这几年的摸索，中国电影发行亦开始慢慢尝试前行。

▲《三块广告牌》剧照

其中，分线发行是大家一直以来呼吁的，艺联的诞生可以称得上是分线发行模式的一大成果。从《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到《波西米亚狂想曲》，很多艺术电影在这里得到了一定市场空间。但反面来看，目前艺联对旗下影院的约束力还较低，很多影院也没有遵守每天4场艺术电影的规则，未来有待进一步加强管理。

2018年，纪录片《生活万岁》在大地和万达等少数院线发行上映，则迈出了实体院线分线发行的第一步。而除了被大家关注的这些艺术电影，未来，悬疑、恐怖等类型电影或许也会成为分线发行的新尝试，比如重点性地投向三四线等市场区域。

2018年，潮汕本土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在当地爆红，发行方早在电影上映前便依据电影属性向珠三角市场重点发力，最后票房逼近五千万，算是分区域发行的典型案例。

▲《爸，我一定行的》剧照

相比之下，分轮次发行虽然目前还没有实践案例，但在市场不断洗牌的大环境下，院线分批次发行或许会成为可能。毕竟为电影找到合适的观众，为观众找到喜欢的电影，挖掘电影的最大市场价值是探索不同发行模式的根本目的。

另外，传统电影发行公司或许已经饱和。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电影会重新寻找一个平衡，传统的电影发行模式的公司也许很难再出现新的优秀的公司，更多的不同模式的公司会出现。在互联网的持续发展下，未来的电影发行会更加向“线上”靠拢，运用新技术不断加大互联网发行力度，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以及，驻地发行层面则可能向“碎片化”方向发展。比如发行人员不再归属大发行公司，而是分布在不同城市，演化为承包商接活的形式。这样不仅可以让发行团队更加灵活，还能做到适当下沉，挖掘不同城市票房潜力，让市场价值发挥到最大。

如今，电影行业依然没有全面复工的消息。而在未来，与观众、与票房最接近的发行环节，也将迎来一次变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