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长三角的城市“接力” 

唐末的诗人韦庄在《菩萨蛮》里写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论及江南美景，世人往往会联想到元人奥敦周卿在《蟾宫曲·咏西湖》里所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八个字。可以说，这句广泛流传的成语至今令杭州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但杭州这座城市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地上天堂”的美姿。秦始皇一致六国，全国设为郡县。今日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归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姑苏。到了东汉，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地点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姑苏。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夏圭《钱塘秋潮图》

究其原因是，由于直至南北朝时期，囿于生产力的限制，钱塘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开发还会集在中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带。至于杭嘉湖平原则处于杭州湾与太湖之间，地势四周高而中间低，呈浅碟状地势，外有海水入侵，内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构成沼泽区，开发难度大，大面积的土地因而长时间处于未开发状态。

改动这一状况的大约有两点，一方面，跟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逐步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在杭州湾北岸构筑海塘抵御海潮的侵袭、在平原内部太湖沿岸构筑湖堤以阻止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区内部兴修塘浦以利排水，促进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置余杭郡（唐代改为“杭州”），随后以钱塘县为郡治地点；比政治方位提高更重要的是，大业六年（610）十二月，隋炀帝下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而江南（运）河的结尾，恰在钱唐县。

自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今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说，“自是全国利于转输”。杭州这块曾经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边地”的土地也因而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钱塘江下游区域“水牵卉服，陆控山夷”的交通枢纽方位，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区域取得了核心的方位。杭州的人口也因而敏捷增加。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户口不过1.5万，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贞观年间（627-650），现已猛增一倍，到达3万户，再过一个世纪，到天宝年间（742-756），又翻了一倍还多，到达8.6万户。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隆景象。元和八年（813）中央政府录用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也呈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

进入宋代今后，杭州开始获得“东南榜首州”的美誉。嘉裕四年（1059）欧阳修作《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建都杭州（称为“行在”），华夏人口大量南迁。宋高宗赵构做了太上皇今后，有一次游西湖时碰到一个卖鱼羹的宋五嫂，原是东京（河南开封）人，太上皇见她年老，特别宣她上船，赏给金、银钱和绢，命她常常送羹进宫。赵构有一次还告诉宰相史浩，内行在做小买卖的“皆京师旧人”。也正是由于开封旧人大批移居杭州，杭州的言语也起了变化，至今的杭州话还带有“方言岛”的滋味。

到南宋孝宗时，杭州有26万户、55万余口。南宋末年时，杭州连同临安府属县共39万户，124万余口，这在古代，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著名游记里说杭州是其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并称誉“行在（即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这也是杭州城在古代历史上的巅峰。

14世纪杭州西湖

苏扬兴衰

经过元朝相对短暂的控制后，明代的杭州在江南失去了独领风骚的方位。朱元璋定鼎金陵，南京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并因而臻于极致。惋惜跟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官员、军人和工匠随之北迁。降为留都的南京政治方位降格，人口也急剧减少，一时就式微下去了。

反而姑苏持续着开展的气势。姑苏城居大运河之上，向来是南北水运商道的枢纽，比坐落大运河尾闾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别的姑苏还可以经过运河，以及浏河、福山塘等通道，成为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商路的重要转口集散之地。因而明代中叶，姑苏城现已呈现了超越前代的繁盛景象。生活在姑苏的王锜就说，“吴中素号富贵”，“以致于今，愈益繁盛”。晚明姑苏出产的器物、衣饰等日用品以及书画技法更是受到了世人的追捧。浙江人王士性就感叹，“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到了清代前期，姑苏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兴旺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就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姑苏一府，区区9万余顷土地，仅占全国土地的1%强。而每年交纳的税粮却多达250万石，占全国税粮将近10%。其时全国有“四聚”（京师、佛山、汉口、姑苏）之说，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以为商店富贵以姑苏为最。人称“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经济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与集聚，康熙年间，现已呈现了“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时人盛称“吴城焰火，奚啻百万”。尽管“百万”之说仍是个笼统之数，但既然有人勇于把姑苏与人口达百万的京城混为一谈，说明姑苏人口即使不及北京，相去也不会太远，应是其时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方面的另一个依据是，清代的姑苏不但成为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之一（另一个是南京），还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个附郭县（吴、元和、长洲）的城市——即便帝都北京，也只设有大兴、宛平两个附郭县算了。

在清代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与姑苏齐名的还有扬州。清代的扬州尽管坐落长江之北，却通常被以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时云“扬州富甲全国。”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几回南巡下江南，便都是以扬州为首要驻跸之地。与姑苏一样，扬州的富贵也与大运河有关。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居于南北交通枢纽方位，加上明清两淮盐业中心设在此地，便使其成为交流南北东西交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区域最重要的产品集散中心之一。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商人纷繁在此树立会馆。其间，浙江商人首要运营绸布，湖南商人经销湘绣为多，湖北商人以运营木材为主，江西商人首要运营瓷器，广东商人经销南糖，安徽商人运营盐业，而山西商人则以开办钱庄为多。“四方豪商大贾，鳞集廩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遂为“东南一大都会”。

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因大运河而兴，也随大运河而衰。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大运河已屡屡断航，简直到了废止的境地。同治十一年（1872 ）漕运改海运，江浙滨海所产之盐也不必经扬州北上。轮船海运替代大运河的河运之后，作为交易中转的扬州的地舆优势方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统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铁路竣工后，扬州被完全摒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便因而一蹶不振了。与此同时，铁路的鼓起与运河运输功用的丧失，也使姑苏、杭州的商业方位不断下降。原先兴旺的姑苏米市到清代后期敏捷衰退，曾经非常兴盛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变得非常惨淡了。

此落彼兴

不过，姑苏、扬州、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趋于式微，却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的式微——同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上海在这一时期敏捷崛起了。

坊间常说，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如此。这自然是个误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县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上海县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而到鸦片战役前夕，上海县现已拥有60余万人口，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的研讨，其时的上海是全国第13大城市，与天津、南昌相垺。从地舆上看，上海坐落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宽广的经济内地，并以其优胜的地舆方位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间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当然，对于鸦片战役之前上海县的开展，倒也不能评价过高。无论如何，它仅仅一个松江府辖下的三等县城。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供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时期的松江府府志则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总而言之，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姑苏光环下的小上海算了。

1908年，俯视杭州。

到了鸦片战役之后，上海作为榜首批公约口岸开埠互易商货，原本广州一口对外互易商货的局面被打破，长江流域的货物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浙江的丝、茶也大都销往上海转运出口而不再运至广州。所以广州逐步失去了在全国进出口交易中的首要方位。从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来看，1844年广州出口的货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则上海出口的货值反而是广州的1.7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说，“五口互易商货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成果：交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但若仅此算了的话，充其量上海不过是个交易口岸。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要55万，不能望姑苏之项背。便是一个例子。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开展成为一个人口达数百万的大都市，要归功于移民的涌入，所谓“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便是指此而言。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役。长达十年的战役，使人迹一向稠密的江南区域变得荒芜不胜，许多乡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比方杭州城就从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余万。

唯一上海在租界的保护下成为例外。大量的官员、商人、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基层劳动者从战役波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集合。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到达70余万。这些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上海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而这正是近代城市开展必需的要素。当太平天国战役硝烟散去之后，上海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中心城市，而原先的中心城市如姑苏却反而降为上海的从属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超过500万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及长江三角洲的榜首大城市了。

时光又过去了70多年。如今，长江三角洲现已成为全国大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跻身特大城市的队伍，乃至昆山、慈溪、义乌这样的县级市也跨过了大城市的门槛。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顾客。作为生产者的人，是区域开发的重要劳动力资源；而作为顾客的人，又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供其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往往是衡量一个特定区域开发能力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跟着人口的不断集合，历时上千年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然是个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