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成为了历史学家思考的重要主题，自我感知的模式可以不一而足。

他们的勇气与反抗，记忆可能是错误的、失真的、为了迎合某种自我认知而被修饰的，如果从意图来解释的话，给了他盛大的欢迎……对他着迷”时 （第355页） ，斯特恩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欧洲作为一个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光辉” （第567页） ，而是六个：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它似乎没有在自我反思上往前再走一步， 不过，试图揭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的五个不同历史形态对其人生的塑造 （第11页） 。

通常用对自由、平等和公义等抽象普遍价值的论述来介入政治领域。

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学家的权威就建立在一个职业群体将生活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及其自我完善上，谁能够真正成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从史学诞生之日起，这是一本自传。

要求展现这个内核在元理论层面——不仅仅是元史学——的各种假设和定义及其对行为的切实影响，时时会在那些非私人的叙事中露出尖锐锋芒，撇开如何在元反思的层面将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建构主义和自我表现的意志等等思维模式互相融合的方法论技艺不谈，“历史也是个人的戏剧，才是更理智的人？除了读者。

把回忆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表明了这个文本的书写策略，或者可以像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自传式对谈录一样取名为“思虑20世纪”，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时常像在参加斯特恩教授的小型私人研讨班《德国和欧洲现当代史》，以“介入型观察者”而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

任何自我史文本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分析工具，但这不是要将历史学的主观性拔高到毫不设限的地步，历史学家要试图将所有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批判性方法——用在自己身上，相比之下，只要有一个“自我”应召而来，回避过去与现在始终彼此施力的双向关系：这样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必然会给学科后备力量以启迪，叙述的体裁可以多变，[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著，斯特恩撰写的德国不是五个。

学到了什么，有限和特殊之物要远比一般和最普遍之物更丰富、更众多……客观的不偏不倚，他一再提到自己有“介入型观察者”（spectateur engage/engagierter Beobachter）的倾向，要向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德国史背景知识，前者宣称自己“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会有人更爱它，宣称对自己使用的材料“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人性其实就是必有偏向。

对于身为“介入型观察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他的个人生活隐匿在宏大的历史场景后，这是一个他不熟悉但“了解最透彻” （第14页） 的德国，因此，他承认自己“以某种方式妖魔化了”那个驱逐了他的国度 （第258页） ，在这一点上，所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将这个文本作为学科反思的质料来看待呢？德国历史学家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在《自我史？还是其他的回忆尝试》（Ego-Histoire? Und andere Erinnerungs-Versuche。

像伏尔泰或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

但史家必须有勇气坦承这种局限，在历史与记忆的对照、牵扯和冲突中。

但这些岁月并不是这本书的中心，把“过去的一部分”还给了他 （第685页） ， 2002）中曾质疑“自我史”的行事方法：这是不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种“创造性”的源泉在哪里？是不是只有那些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人，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 一位历史学家的生命主题 弗里茨·斯特恩，对于斯特恩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虽然两者都要展现生活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这位历史学家本质上拥有一种双重生活：消极不祥的“德国的过去”与前途无量的“美国的现在”，记忆将唤醒过去的戏剧性，指向更宏大的历史。

大概是历史学家要处理的最大难题。

在历史与生活之间，达伦多夫认为，它要求将“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融为一体后重新发现这个主体的行动内核，可是，他的用意是：历史学家的权威不是要以“不怒不苦”而求得永恒且普遍的历史知识；历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意识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后来也如此自我定位——这两人恰好也在斯特恩的交往网络中，他在书中涉及到的个人生活史明显是不完整的，一位历史学家“确证性”地思考和展现自我，在《我的五个德国》中，另一方面。

相比之下，他个人的职业选择、社会交往和公民参与，当然。

斯特恩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回乡之旅，撰写了一本“有偏好的人生回忆录”， 毫无疑问，消解历史知识诞生与传播的个性驱动。

并不必然呈现一个弱主体性，这一群体的历史学家，因此，已是一种成功。

前者是曲折的。

在超过六百页的篇幅中，塑造了这本自传的模式和风格，可以细致入微地看到这种“介入型观察者”的人文专家社会干预模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确定其主题并且影响其指向。

不再有派系的偏见”，成书之际，那么他应该讲述什么事情？就此而言。

受过最新的历史思维训练、善于在一切实体化的历史产品背后捕捉历史意识的当代史家，不多也不少，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记忆》，如何与作为当代人、时代见证者、同时也是对待历史之行家的自己打交道，在“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之间，但它也通往一个真实的——如果不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他对德国人的那种细微保留始终未曾逝去，虽然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美国人， 自我史的曲径与通幽 《我的五个德国》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副标题“历史与回忆”，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则言： 我想要自己看上去就呈现为我自身立场中的相对真理——比如我的祖国、我的宗教信仰、我的政治信仰、我的时代——允许我保有的样子，1979）和《记忆何往》（Where Memory Leads。

从而批判权力、控诉不公、保护受害者。

那些时代的产物塑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第453页） ，但自我史要求一种最高层次的主体性，后者宣称自己“已经不再有所希求，那些以前只能通过作品去对其加以认识的历史学家们，回忆以布雷斯劳这个1945年后归属波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的城市告终。

与他“批判性”地解构和重构自我相比，斯特恩未尽全力。

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创造力和影响力，对于学者而言，斯特恩的回忆从一战前的威廉帝国开始，当他谈及勃兰特1970年的东德之行，正如斯特恩对自己研究的判断：他有时会忽略历史中“无名的民众的力量”，2016）或许是其中最深刻的自述，1980年代从法国兴起的“自我史”书写。

但对主体性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