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1933年上海存照）

张爱玲 （1944年存照）

《毛毛雨》歌谱封面，1929年第五版

黎锦晖与拂晓晖父女合影 （约摄于1926年）

《毛毛雨》来了，林语堂没有提及，鲁迅是真不喜爱

大约在1933年末，在上海刚搬进一所新租洋楼的林语堂，心境愉悦，颇感快慰。林语堂觉得“在上海找得到这样的野景”，“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发见”，“所以决心租定了”。由于新住所的周边环境不错，不由得令他“想到消暑的快乐了”，所以伏案写了一篇《说消暑之益》。文中说到其时能在上海租住洋楼的阶层集体的消暑时尚习惯之一：

你能够带一架留声机，或者同居的“消暑家”总会带一架，由是你能够听到年初年末所已听惯的乐调，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

显然，林语堂眼中的“洋楼”租户们，消暑时总是要带上一架留声机，不管是简便易携的盒式，仍是稍显沉重的台式，总归，都得想办法弄去。这是那个年代，那个阶层，所应当拥有的日子方法。可想而知，平日里是更少不了这留声机的，简直能够说是居家“标配”了。播放唱片的内容，当然应该都是“年初年末所已听惯的乐调”，至于“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的唱片，应当就是1933年度“洋楼”租户们的最爱。那是两部外国歌舞影片的插曲，天然是“洋气”十足的，也天然是足够时尚的罢。

1933年，这一年在上海也租定新房、搬了新家的鲁迅，可没有林语堂及“洋楼”租户们那么闲情逸致，那么时尚“洋气”。1933年4月间，因一向宣布激进言论而恐招惹事端的鲁迅，为了尽可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拉摩斯公寓搬进了大陆新村九号。这是一处“越界筑路”的民居，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从“租界”两字中各取一半，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且介亭”，后来还把这一书斋名用在了自选文集的书名上。

搬到这里住了一年多，鲁迅心境并欠好，岂止是欠好，简直是糟透了，仅仅由于这里一位外国人街坊家里的女仆。1934年年末，鲁迅就为这事儿，专门写了一篇微型小说《阿金》。对，没错儿，这女仆就叫“阿金”，鲁迅开篇第一段就只写了这么一句话：

“近何时我最厌烦阿金。”

这女仆阿金，为什么这么厌烦呢？由于她的日子起居，现已严重地影响到了鲁迅的写作，到了简直写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只能写写她，发几句怨言的地步了。鲁迅坦承其时寓居条件不宜写作，以及“华洋”杂居的诸多不便。没曾想，一位街坊的女仆，竟给鲁迅的日子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成为鲁迅生命中最终两年里，难得的一部微型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实在是令人颇感意外。

好在后来阿金总算被洋主人辞退了，“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姨娘”，“现已二十多天，还很安静”，为此，鲁迅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岁月静好的二十多天里，这位胖胖的姨娘，很会享受日子，居然还自己掏钱，“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寒冬强’的《十八摸》之类”。此刻，心境平复且舒适之余的鲁迅，也远远地听着，甚至觉得这歌声“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至于这民间盛行已久的“低俗”小调，缘何能让鲁迅得出“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的评价，或许也是在以所谓“左翼文学”的思路来一番借题发挥，言下之意是要说劳苦大众的“低俗歌曲”，也比小资产阶级的“盛行歌曲”更接地气，更实在天然，更让人听着舒坦。

张爱玲很喜爱，还给翻译成了英文

同一个年代，林语堂与鲁迅，都是上海的租住户。他们“活在这样的地方”，耳朵里听到的歌曲，“年初年末所已听惯的乐调”却彻底不同。不得不供认，“《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奇葛寒冬强’的《十八摸》之类”，以及“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各种彼此毫无关联，“天差地远”的腔调与旋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虽交相迭响却又各行其道，各有各的收听者与追随者。

不过，林语堂没有提及，鲁迅真不喜爱的那一首《毛毛雨》，却是当年上海“华界”广为盛行，“租界”里也曾一度盛行，可谓“跨界”度很高的一首都市盛行歌曲。

现在的相关研究者，更是将这首《毛毛雨》视作我国盛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声称这首歌早在1927年即已“开唱”，在国内盛行乐坛的开创期里有着极为重要的前史地位与研究价值如此。不管如何，要想探求当年上海盛行歌曲的实情究竟如何，恐怕既不能彻底参照林语堂的“洋气”日子，也不能随意信从鲁迅的怨言小说。

1944年7月，胡兰成在《淮海月刊》七月号上宣布了《记南京》一文，文中泄漏，张爱玲曾经将《毛毛雨》的歌词，翻译成了英文，还特意为这首歌写了一篇简要的介绍阐明：

我喜爱《毛毛雨》，由于它的简略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天然，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别的空气是胡同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胡同房子，小玻璃窗，微微宣布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替代缎带，走到胡同口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肮脏的全部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

这短短的、还不到两百字的介绍，却把张爱玲对《毛毛雨》的喜爱，以及“毛毛雨”中的上海滩如何令人动容，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描绘得也栩栩如生。可能是“意犹未意”，也可能还想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毛毛雨》这类盛行歌曲的喜爱，究竟源于什么样的心理与理由，不久，张爱玲又撰发了《谈音乐》一文。1944年11月，此文刊发在了胡兰成主编的《苦竹》杂志创刊号上，算是严肃认真的一篇带有专业研究范儿的“准论文”。文中专门说到了我国的盛行歌曲，专门解释了那“绞死猫儿似的”女声唱腔，究竟从何而来，现在又怎样了。文中这样写道：

我国的盛行歌曲，早年由于咱们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嗓子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仅仅“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我国女性的声响怎样是这样的。现在好多了，然而我国的盛行歌究竟仍是没有根柢，似乎是决议了新年代应当有的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所以听到一两个动听的调子像《蔷薇处处开》，我就不由得要猜疑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

本来，那“绞死猫儿似的”女声唱腔，是由于其时都盛行如“小妹妹”（实指演唱者拂晓晖）一般的尖声高音，所以“歌星都把嗓子逼得尖而扁”。从《毛毛雨》到《桃花江》都相同，都是这般尖声细气的唱法。

不过，到了张爱玲日子其中的那个年代，也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这样的情况已然“好多了”。然而，张爱玲仍是认为“我国的盛行歌究竟仍是没有根柢”，“似乎是决议了新年代应当有的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所以乎，当1942年上映的我国电影《蔷薇处处开》，由出演影片女主角的龚秋霞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一度大为盛行之际，张爱玲依然“不由得要猜疑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

《毛毛雨》何时“开唱”？何时“唱红”？

那么，《毛毛雨》究竟是怎样一首盛行歌曲，为什么这样的“开山”之作，在鲁迅与张爱玲那里，却有着天壤之别、大相径庭的评判呢？咱们无妨先来看看《毛毛雨》里究竟唱了些啥：

毛毛雨，下个不断；微和风，吹个不断；和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需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尴尬；微和风，不要尽费事；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年青的郎，太阳刚出山；年青的姐，荷花刚展瓣；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毛毛雨，打湿了尘埃；微和风，吹冷了情怀；雨息风停你要来，哎哟哟，你要来。心难耐等等也不来，意难捱再等也不来；又不忍埋怨我的爱，哎哟哟，我的爱。

毛毛雨，打得我泪满腮；微和风，吹得我不敢把头抬；狂风暴雨怎样组织，哎哟哟，怎样组织，莫不是生了病和灾？猛抬头，走进我的好人来，哎哟哟，好人来。

显然，这是一首带有浓郁民歌色彩，情真意切，朗朗上口的情歌，虽然浅显，但不低俗，更不庸俗。歌中那一句“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需你的心”，“三观”还很正。那么，既然歌词内容及宗旨上没有什么能够让人指指点点，那“绞死猫儿似的”女声唱腔，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头发声“开唱”，究竟又始于何时呢？

本文前边现已说到过的，现在在国内学术界已渐生一种“公论”，即《毛毛雨》这首歌乃是我国盛行歌曲的“开山”之作，最早是从1927年“开唱”的。据考，《毛毛雨》的作者，湖南湘潭人黎锦晖，曾于1927年2月，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966号创立“中华歌舞专门校园”。正是在这一时期，这首歌开端传唱起来。

不过，据笔者目前所查获的文献记载，《毛毛雨》这首歌的“开唱”时刻，已然能够追溯至1926年11月11日。当天上午11时，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举行五周年纪念大会，宾客陆续参与，规划在千人以上。至12时聚餐之后，组织有游艺节目，其中就有由黎锦晖女儿拂晓晖演唱《毛毛雨》的环节。次日，上海《时事新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次盛会。能够说，这篇报道，不光成为《毛毛雨》这首歌“首唱”之记载，也足见这首歌一出场即有着非凡的媒体表现——在上海各大报刊记者的千人大会上演出，其传达效能与社会影响力应当是非同凡响的。

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月之后，12月4日，苏州爱国女校开歌舞会，由于坊间盛传拂晓晖小姐将参与演唱《毛毛雨》，“苏人如饮醐醍，狂走相告曰：小妹妹来苏，小妹妹真来苏矣。所以多引颈以瞻星光”。虽然，在很多歌迷等待之中，歌舞会现场没能等来这位早早知名的“小妹妹”，但她的当红程度可见一斑。

这位拂晓晖，原名黎泽悌，是黎锦晖与首任妻子徐珂珊的女儿。在上海长大，因深得父亲熏陶培育，自幼能歌善舞，在音乐歌舞方面崭显露惊人的才调与热情。早在1922年，年仅13岁的她，即在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录了七张唱片，内容为其父创造的《葡萄仙子》等七部歌剧。小小年纪，竟能有如此成果，各大报刊争相报道评述，可谓轰动一时。

拂晓晖后来的歌、舞、影“跨界”发展，成果“三栖”明星的人生方案，非常成功。灌录歌剧唱片之后不久，时至1925年，她迅即又由歌舞范畴转投电影界，短短几年间先后主演了《小厂主》《透明的上海》《可怜的秋香》《美人计》等数部影片。

由此可见，由“小妹妹”来唱《毛毛雨》，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是这首歌捧红了拂晓晖，恰恰相反，是拂晓晖“唱红”了这首歌。换句话说，《毛毛雨》这首歌是与“小妹妹”同时成长起来的盛行歌曲——只需“小妹妹”一向活泼在歌、舞、影三界，只需“小妹妹”仍是“当红明星”，这首歌就还会一向在上海滩的华、洋、华洋杂居三界盛行下去。不管鲁迅是真不喜爱，仍是张爱玲的喜爱得不得了，《毛毛雨》都还会一向盛行下去。

能够说，作为意见首领的鲁迅，与作为意见新锐的张爱玲，正是这一都市盛行文明时尚中，有意无意的参与者之一。也能够说，正是这一贬一褒，一扬一抑的隔空互动，从“泛文明圈”的层面，映证与助推了《毛毛雨》所带来的盛行文明时尚，且将这一本属听觉感触方面的年代风气，以文学作品的方法，定格于都市文明前史的时空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