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首例确诊已经过去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此时的日本正面临着两面夹击的窘境。一方面,国内出现了感染途径不明的病例,社区传播正在加重;另一方面,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悲报频传,不当的隔离措施已经疑似引发集体感染;2月20日,又一沉重的消息出现,钻石公主号船上确诊的两名高龄患者死亡。
目前,日本是中国境外疫情最为严峻的国家。截至2月20日晚11点,日本国内出现了合计728名确诊病例,其中钻石公主号确诊634例。
《朝日新闻》2月20日晚11点的疫情统计数据:钻石公主号确诊634人,检疫官、政府及自治体职员确诊5人,包机确诊14人,从中国来的旅行者确诊12人;其他国内确诊者63人 / 《朝日新闻》
疫情在日本的蔓延也开始令人思考,日本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策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月20日,一名香港80岁老翁登上“钻石公主号”,上船前一天他已经开始咳嗽,但这样的情症没能阻止他在游轮上使用半小时的桑拿浴室,并泡了几分钟的桑拿池。1月30日,回家5天后的老翁开始发烧,他去了医院,并在第二天被确诊患新冠肺炎。
全船的命运从此改写。2月3日,钻石公主号抵达横滨海域,但被日本政府拒绝靠岸。两天后,日本政府决定,对全船3700余名乘客和船员实施为期14天海上隔离,所有人被禁止下船。
政府的隔离措施并没有遏制病毒在船上的传播。2月5日,政府开始对全船检疫,当天检疫完成后,就有10人确认感染。随后确诊数字每天都在走高,目前已经有接近1/5的乘客和船员确认感染,634人——这一数字甚至多过了中国外世界上所有确诊人数。《福布斯》一篇文章这样形容目前钻石公主号的状态:“漂浮的病毒孵化器”。
目前,美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完成了部分本国公民的撤离行动,船上的14天隔离期已经结束,但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员仍然被要求留在船上。
2月19日,日本神户大学传染病学家岩田健太郎在Twitter上爆料船上防疫管理混乱,没有合理划分感染区和非感染区。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防护措施且可以到处行走,负责在船上实施防疫工作的官员也似乎并不欢迎岩田本人作为传染病学家登船。
岩田的视频很快在世界范围引发了巨大反响。虽然岩田有关划分感染区的指摘后来被政府和一些专家反驳,因为船上出现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且病毒检测能力有限,因此做出明确的划分是不现实的。但这则视频仍然加深了公众对日本政府缺乏专业能力的印象。
在视频中,岩田指责船上的防疫工作不是由专家而是官僚在主持,这一点早前也被其他专家指出过。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上昌广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厚劳省官员缺乏医疗经历,恐难以胜任传染病防疫工作。他还表示,在船上负责检疫的国立感染研究所属于研究机构,并不适合承担大规模的检疫工作。
此外,负责船上医疗工作的DMAT(隶属厚劳省的‘灾害派遣医疗队’)也并不“专业”。这一阪神大地震后的产物主要负责诸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后的医疗工作,在处理大型传染病方面并没有多少经验。岩手医科大学的樱井滋对船内进行调查后也向媒体表示,据他了解,DMAT在上船前并没有接受感染对策的指导。
更有声音指出,这一系列错误的源头,可能是日本政府一开始禁止下船的隔离措施。
就在日本政府开始执行海上隔离措施后就有专家指出,游轮并不具备隔离条件。哈佛大学免疫学教授埃里克·鲁宾更是评论道:“作为封闭环境的船是传染病扩大的完美场所。”
考虑到目前对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的了解仍不全面,而船舱的隔离条件远比陆地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海上隔离是否过于冒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传染病专家Nathalie MacDermott就将钻石公主号比作非典时期的香港淘大花园,尽管当时屋苑中户与户的隔离措施做得比较完善,但病毒还是通过下水道——这个当时未知的渠道传遍了全楼。MacDermott推测,此次的船上的隔离措施或许也没能有效阻止病毒的某种传播途径,船上如何过滤空气、船舱的链接,以及废物处理方式都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根据厚劳省提供的数据,在第一次检疫开始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员占了全船乘客的80%以上,其中60岁到70岁之间有910人,70岁到80岁有1008人。让这样一个庞大的老年群体和新冠病毒共处一船的后果应该早就能预料到,而直到2月10日,厚劳省才开始研究是不是要让部分老龄乘客先下船。昭和大学医院医生二木芳人就表示,如果从很早的阶段就让老年人和患有重病的人分散下船的话,感染者的数量是可能被控制的。
在钻石公主号之外,日本境内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截至2月20日晚11点,日本12个都道府县都报告了疫情——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等大城市区域均出现确诊病例,国土最北的北海道和最南的冲绳县也未能幸免。用“遍地开花”来形容日本境内的疫情,并不夸张。
1月16日,日本境内首例确诊病例出现,这名患者居住在神奈川县,有非常显著的输入性病例的特征——中国籍男性,且曾到访武汉。
但在这个和中国人员往来甚密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比想象中更快,其复杂的面貌在1月底2月初逐渐显现了出来。
首先是无症状感染者。1月29日,日本第一架包机将206名日本人从武汉带回了东京,日本政府随即对这批人进行了筛查,共有3人确诊,但其中2人均未出现症状。
日本境内人传人的警报也在此时拉响。1月28日,一名新确诊的、居住在奈良县的巴士司机引发了关注。这名司机曾在月初搭载过数十名武汉游客,并于14日出现了症状。厚劳省认为,这名病例很可能说明日本境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
三天后,又一则坏消息传来。一名居住在千叶县的女性导游于1月31日确诊,但这名女导游既没有武汉居民的接触史,也没有武汉旅行史。唯一可能的感染路径,就是她和之前确诊的巴士司机曾一起工作,而这一点说明,日本可能已经出现了第三代人传人病例。
2月中旬,日本疫情再次出现了新变数。首先是医护人员感染,和歌山县一名男性外科医生于2月13日确诊,2天后,这名医生工作的医院中又有3人确认感染。
此外,日本境内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以及数个感染途径不明的病例。厚劳省2月17日表示,2月13日至16日来自6个地区的12例确诊病例无法确定感染途径。
其中爱知县的一对夫妇曾于1月底2月初赴夏威夷旅游,但两人均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他们回国后接触过的一名60岁男性也随后确诊。另外一名曾参与游轮感染者运输工作的消防员也被确诊,但考虑到肺炎发病至少需要1天时间,因此厚劳省认为这名消防员此前可能已经被感染。
“一般来说,如果人传人达到5次以上,很多时候就无法追踪感染途径。”厚劳省负责人在记者会上指出。他们坦言,这些未知感染途径的病例说明,日本境内的社区感染可能正在扩大。
逐渐失去控制的疫情正向日本境内的防疫措施发出疑问: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事实上,日本此次疫情应对的“基础架构”在1月底2月初已经敲定。1月30日,日本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成立,首相安倍晋三任部长,厚劳省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任副部长。同日,新冠肺炎被列为“指定感染症”,以便依法迅速开展应对工作。
此时开始生效的还有入境政策。2月1日,就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日本开始限制14天内在湖北省逗留或者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的外国人,2月12日,这一限制进一步延伸到了浙江省具备同样条件的人员。
一切看起来进展得很顺利,但疫情还是逐渐失控了。
从钻石公主号实行海上隔离的要求,以及对湖北和浙江的入境限制上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于来自境外的疫情其实相当谨慎。包括对撤侨包机上下来的本国公民,日本政府也尽其所能地实行了隔离措施——这些从湖北回国的日本人被说服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隔离14天才能回家。
然而,在国境之内,日本各地区的疫情防控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型公共活动依旧照常举办,社会和个人防范意识薄弱,有症状者就诊标准不明。
彭博社在报道中曾引用日本国民民主党议员,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在推特上对这种“外紧内松”政策的评价:“他们只对来自湖北的访客进行检疫 ,诸如此类的措施说明他们没有试图去了解全部感染情况或风险。”
一名于2月13日确诊的千叶县男性上班族的经历或许能说明这一切。早在2月2日,这名男子就开始发烧,但因为“派遣员工”的身份不敢向公司请假。出现症状后的一段时间,这名男子照常搭电车上下班,而这名男子必乘的两条线路——JR总武线和浅草线,恰是东京最繁忙的两条路线。
随着症状变得不断严重,这名男子终于顶不住选择去医院就诊。但来到医院后,医生却并不情愿接诊,据男子所说,医生给出原因是没有特效药,且承认确诊个案会比较麻烦。最终在男子的坚持下,医院才决定对男子进行检测。
直到2月中旬,在发现境内出现感染途径不明的病例后,日本政府才逐渐修正了境内的防疫策略。2月17日开始,新的措施密集出现。大型公共活动,诸如德仁天皇的生日朝贺,以及东京马拉松的大众比赛宣布取消;政府专家会议宣布了明确的接诊标准——发热等感冒症状持续4天者需要联系归国者或接触者咨询中心;厚劳省也开始向公众呼吁,出现发烧感冒等症状最好不要上班上学,而应在家隔离。
然而早在1月28日,日本境内已经出现了可能的首个人传人病例。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中,日本政府为什么没能及时修正应对策略?
而就在19日,就在钻石公主号14天隔离解除的日子,日本政府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世界不解的决定——船上443人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回家”。这和曾经完成乘客撤离的几个国家做法大相径庭——这些撤出的乘客需要回国后继续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相信,这些表面看起来健康的乘客中,还会出现更多的阳性结果。2月21日,澳大利亚已经确诊两名此前从船上撤出的乘客,当时他们也符合了下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