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均指出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各国跨境电商合作发展为龙头，引领各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和物流体系的协同建设，是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东南亚作为“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多年来积极投资布局，复制和推广本土成功经验。中国已成为投资东南亚科技创新企业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当前，各国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已成必然。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应用“数字抗疫”技术获得了良好效果，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将进一步带动东盟各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以数字转型助力经济发展。

为支持中国企业在疫情下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在东盟各国顺利地开展投资贸易，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组成“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通过观察各领域的动态，分析事件成因、预测其影响，希望为相关方提供一个聚焦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趋利避害机制。

 

“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体现，东南亚是“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近几年许多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借助“数字丝路”出海东南亚，越南便是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随着中美科技领域紧张局势升级，东南亚成为两国角逐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的新竞技场。本文分析美国投资越南的战略背景、发展现状，寻求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出海越南提供决策参考。

一、美越数字经济合作的战略背景

（一）数字经济相关战略重视新技术、新市场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拉开数字经济发展大幕。经过此后二十余年间政策演变，现阶段美国数字经济战略遵循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对外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力图保持新技术领导地位。2018年9月，白宫发布《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在数字经济方面该战略提出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保持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减少美国公司市场准入障碍等政策设想。

二是重视新兴市场。2018年10月，白宫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都受到先进制造业的影响。新兴市场受到包括智能和数字制造系统等新技术的推动。国家如国际贸易管理局应提供资源帮助美国制造商进入国外新兴市场。该战略提出三大目标，其一是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尤其提到保持电子设计和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今年4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布了一份数字战略，该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自力更生能力”。

（二）“一带一路”是中美战略竞争重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文件，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一是“印太战略”是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依托。“印太战略”下东南亚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地缘竞争的核心地区。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初始步骤就是要把中国从该区域挤压出去。［[1]］2018年9月众议院提出《东南亚战略法》，强调“必须坚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坚强领导”。2018年底，特朗普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历史超级大国的使命”，提出美国和东盟应继续保持经济伙伴关系，落实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

二是“数字丝路”是美国关注重点。“数字丝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在新技术领域正从标准接受者转变为标准制定者，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上述观点从近期美国多项政策均有所体现。首先，2018年美国宣布了为期数年的印太地区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DCCP），倡议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投、技术援助和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并在同年通过引入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以此宣布对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的支持。其次，2019年11月，美国在第35届东盟峰会上提出“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意在打造全球基础设施“高标准”，遏制“一带一路”发展势头。再次，2020年5月，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展不正当竞争，输出工业标准、强化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认为中国试图主导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与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合作等方式窃取他国数据。

三是美国不断制造贬低“一带一路”的舆论。美国不断宣扬“债务陷阱论”、“滋生腐败论”、“产能污染论”、“破坏安全论”等抹黑“一带一路”的言论，宣称“一带一路”表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掠夺性经济”，通过制造“债务陷阱”损害他国主权权益。［[2]］ 2017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在该国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称，“一带一路”使相关国家背上巨额债务，它们不仅在未来更加难以获得外部融资，还会面临债转股和债务违约的问题，这一局面难以支持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

四是整合海外投融资机构抗衡“一带一路”。201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法案整合了美国政府海外投资机构，授权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后者合并了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还兼具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职能，授权投资额度达到600亿美元。美国并未展开与“一带一路”规模和资金量对等的竞争，而是聚焦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三大领域，并先期投入1.13 亿美元的“预付资金”以调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具体项目。

（三）美国加大对越南的重视

越南既是新兴市场国家，又地处战略重点的东南亚地区，是美国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重要目的国之一。

一是越南成为投资转移的目的地。“中美脱钩”背景下，美国力图加速产业链撤离中国，由于地缘近、经济稳定、人口年轻化等多重优势，越南成为投资转移较为理想的目的地。越南也视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带来的投资转移为该国一大机遇，积极出台各种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迎接外资流入。

二是地缘因素致使越南对美国制衡中国战略具有独特意义。美国希望将越南打造成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南海与中国抗衡的主要力量。而越南则也有意借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因此，两国均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3]］美国为“遏制中国”战略目的，利用南海争端、重组供应链等时机，还邀请越南加入“四国机制”升级版。

总的来说，越南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同时地处中美竞争的重点地区，美国有充分理由投资该国数字经济领域。

二、从细分领域看美越两国合作特点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定义，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广义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4]］美越在上述领域均有深入合作。以下聚焦美国数字经济各领域的科技巨头，分析美国在越南的投资合作特点。

（一）电子商务：广阔市场吸引巨头进入

越南人口众多经济稳定，电子商务发展市场广阔前景突出。

eBay早在2007年就开通了越南语促销网站eBay.VN。［[5]］2011年购买越南电子商务公司PeaceSoft的20%股权。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次投资将使PeaceSoft能凭借eBay的全球网络为越南培育一个国际交易中心，同时更好地推动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6]。亚马逊于2018年3月进入越南市场，并与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合作开展了许多项目，旨在帮助当地企业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以扩大其出口潜力。2019年初，越南工贸部公布越南与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的合作计划。双方同意向越南企业提供支持，其中优先帮助越南中小企业通过亚马逊官网拓展全球市场，在亚马逊电商环境中塑造品牌。［[7]］2019年8月，亚马逊在越南设立子公司；同年10月，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在越南成立了本地团队，以帮助越南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产品。［[8]］目前，越南贸易促进局计划与亚马逊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培训卖家销售技巧并为企业提供咨询。越南贸易促进局局长曾表示，与亚马逊的合作是越南商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一步。

（二）数字支付：外资比例限制问题成争议焦点

2019年11月越南央行公布的一份监管草案显示，越南电子支付企业的外资占比将被限制在 49%以内，理由是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操纵金融支付行业牟利，确保越南金融业的安全和国家主权。然而三个月后，越南央行发新声明，表示已提议取消支付企业49%的外资所有权上限。

该央行指出：越南90%的电子钱包企业均由5家公司投资。虽然央行并未明示这五家公司的名称，但在这几家公司的股东中，30%-90%都是海外公司。2019年提出的“外资占比不得高于49%”的限制遭到了很多电子支付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对。美国商会作为反对者之一，声称越南已承诺向外国投资者完全放开一系列金融部门，包括电子支付服务。由此可见，美国企业在越南电子支付市场有重大利益。

（三）社交媒体：“内容限制”、“数据本地化”是美越主要分歧

脸书（Facebook）是越南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紧随其后的有Zalo、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后三者也均来自美国。

越南2019年1月1日起实行极为严格的《网络安全法》。该法规定，互联网公司必须删除被政府认定为违规的内容，还要求Facebook、google等国际科技巨头在越南开展业务必须在该国设立代表处，而且须将用户数据提交给政府。

而美国由于自身的技术和巨头优势，在数字经济领域一直高举“数据自由流动”大旗。2015年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数字经济议程》，其主要议题之一是构建自由开放的全球互联网，将数据和服务的跨境流动的壁垒限制在最小程度，并提出互联网目前正遭到跨境信息流动壁垒的威胁，如各国政府提出的数据本土化存储要求、平台监管以及网络安全政策等。根据2018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2018年美国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来自中国、欧盟、印度尼西亚、韩国、尼日利亚、俄罗斯、泰国、土耳其、越南等9个国家和地区，共15项障碍。其中涉及越南的有两项，即对在线广告的限制和对数据存储本地化的要求。

在数据存储本地化及内容限制等问题上，美越存在深刻分歧，后续发展情况值得关注。

（四）软件和硬件设备：投资转移是当下热议主题

一是依托强大科技实力争取当地社会认同。美国企业科技实力强大，在越南深耕多年，注重通过社会捐赠、人才培养等各种途径建立当地社会认同感。例如，2009年IBM在越南设立首个创新中心，并与越南领先的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又如，2010年，英特尔与越南通信传媒部副部长阮明鸿共同签署的主题为“电脑与生活”的合作备忘录，英特尔（Intel）将协助越南发展信息技术行业和培训此领域的人力资源，提高人民使用电脑及因特网的技巧，逐步缩短“数字化技术水平”的差距，还将协助越南发展信息化产业，帮助其国内企业生产质优价廉的电脑以及为越南边远地区居民提供宽带网络服务等合作计划。［[9]］再如，2013年，IBM向越南贫困儿童提供总额为18亿越盾的援助款项。

二是外资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双重影响下涌入越南。近期，受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产业链转移趋势强化，越南政府视其为吸引外资良机。2019年Intel旗下的300系芯片组从中国成都转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工厂生产，300系的芯片组变成“越南制造”。今年3月英特尔又宣布将在越南新增一座封装工厂，该厂负责十代酷睿的CPU封装。2019年7月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黎清廉会见英特尔集团对外关系总监托德•布拉迪（Todd Brady）时表示，胡志明市将继续为英特尔产品越南公司（IPV）有效运营和进一步推动研发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胡志明市欢迎英特尔在越南的发展。他还表示，英特尔促进了越美双边关系，为越南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和知识经济领域做出了贡献。［[10]］今年苹果公司AirPods产线首次在越南启动，预计将有300-400万部AirPods产能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约占苹果AirPods产量的30%。为了生产进展在疫情下保持顺畅，越南政府还为其开通了绿色通道，外国工程师可以不受越南入境令的限制，直接入境越南。

此外，日本、韩国一些大型科技集团计划将生产基地转向越南。疫情期间，日本开始呼吁在中国的日本产业转移至东南亚或南美，日本政府将为企业的生产线转移提供相应的资金。

（五）智慧城市：美国巨头公司与越南合作共建

美越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合作密切。早在2005年，美国思科公司（Cisco）与FPT公司合作部署越南第一个城域以太光纤网络。2009年，IBM在越南胡志明市设立创新中心，致力于开发新技术，满足银行、电信、能源和政府等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2017年，IBM企业全球志愿服务队(Corporate Service Corps- IBM CSC)与越南平阳省合作，旨在推进该省《至2020年智慧城市愿景》实施进度。2017年美国贸易发展署（USTDA）驻越首席代表大卫·罗斯（David Ross）表示美国贸易发展署（USTDA）愿派遣美国专家赴胡志明市进行评价，参加制定或升级其智慧城市建设计划。2017年12月，越南邮政通信集团与微软开始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合作开发运营智慧城市开发平台。

2018年8月，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了《2018-2025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以及《2030年发展方向》。该规划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方向。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多家大企业都在研究越南的交通规划及智慧城市法律框架，以便做好投资决策，以独资或合资企业形式共同开发智慧城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