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何如此重视河北转运使？
谈及古代官吏，有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其实，每一个“王臣”的产生，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正是这些社会现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府中的“上层建筑”。可以说，通过了解河北路转运使在宋朝拥有的职权地位和在各种事务中起到的作用，对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地缘、外交都大有脾益。
一 “转运使”的由来和发展
一般而言，“转运使”起源于唐代的“江淮转运使”。最初，“转运使”的设立只是为了应对唐帝国都城——长安的粮食危机。通过“转运使”的协调，把粮食从盛产粮食的江淮地区押解至洛阳，再沿三门峡运至长安。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中央财政吃紧，更加依赖“转运使”在盐、铁、粮食等方面对中央财政的供给，“转运使”在国家财政上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出于战争需要，各国均设立了职权不同的转运使，多用于征集物资以供军需。宋初由于战争需要，也沿袭了特设转运使的作法。宋太宗时期，为了巩固宋帝国的统治，避免步前朝藩镇割据的后尘，宋太宗决定常设“转运使”，割裂地方的军事和财政权力，以实现“削实权，制钱谷，收精兵”的目的。正是此时，“转运使”以“路”为单位，遍及了整个宋帝国。
最初，宋代的“转运使”仅仅具有“掌经度一路财富”的权力，但是，由于宋帝国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赋予了“转运使”更大的职权。宋帝国统治者采用分割地方行政、军事与经济、监察的权力的方式，使地方官员互相监视制衡，从而切断了地方抗衡中央的经济基础，实现中央政府坐收渔利的目的。
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举动，进一步扩大了河北路“转运使”的职权。此时，“转运使”不仅能够“寄耳目之任”，即拥有了监视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能“专刺举之权”，即享有了相当的地方人事任命权乃至司法权。
与两汉时期的“刺史”相仿，“转运使”作为皇帝在地方的权力化身，逐渐窃取了宋帝国地级官员的行政权力，并最终取而代之。并且，出于辽宋战和不定的外交需要，宋廷在河北路首设“都转运使”，用于统制地方军事防御和外交权令。兼之河北路“转运使”能够调拨地方财政、漕运。最终，河北路“转运使”发展为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体的重要官职。
综上，河北路“转运使”之所以能够成为“于一地之事无所不总”的地方大员，宋帝国特殊的“政治分权体制”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原因之二，就是“河北路”重要的地理环境。
二 河北路——北宋帝国的北方要冲
如果要了解河北路“转运使”为何能如此受到宋廷重视，就必须先了解河北地区对宋帝国的重要性。
宋朝时期，“河北地区”的概念与今天有所不同。宋帝国管辖下的河北，是“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西压上党”的一块“扼贼冲，为国门户”之地。宋人有所谓“某契丹，先河北”的外交战略，即使是昏庸的宋徽宗，也深知“河朔两路”是“根本之地”的道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五代后晋以后，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领，河北地区就成为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京城——“开封”之间的一块缓冲地带。鉴于公元947年契丹曾经沿河北攻入过开封城，以及宋辽之间爆发过数次围绕河北归属的边境冲突，宋代统治者一直把河北地区作为防御契丹入侵的前线。与西北三路中的其他重镇相比，河北路不具有山陕“表里山河”的天然屏障，游牧骑兵入侵能够“一马平川”。这也是为什么说“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的道理。
河北地区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雄厚的人口、农业等经济实力，也是宋帝国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路”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华北平原”，平原广阔、土壤肥沃，加之黄河等水源的灌溉，一直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农业产区和人口聚集地，通过经略河北，不仅能缓解京城和北方粮食的需求问题，而且能为宋帝国培育近半数的文武能臣，河北地区对于北宋帝国的繁荣和发展，作用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河北路在交通运输上，也是宋帝国“漕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宋帝国常年在宋辽、宋西夏边境陈兵数十万，四通八达的河北地区就成为了边境将士最重要的物资转运途径。而且，无论是通过运河运输粮食，抑或是从辽夏进购马匹运往南方，河北路都是航线上的必经之地。
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日益深化，京城开封文官集团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大幅增加了京城的物资需求，导致必须从江淮沿运河运输越来越多的粮食至京城开封。正因如此，掌管河北地区运河漕运的河北路转运使始终是北宋最为重要的地方官职之一。
可以说，北宋帝国之北门——河北路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河北路“转运使”的地位提升。
三 河北路转运使——宋帝国最重要的“转运使”
由于北宋统治者精心构筑的政治结构，以及河北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河北路”转运使始终是宋帝国最为倚重的“转运使”。俗话说，“责任趋向于有能力担当的人”，河北路“转运使”繁杂的事务也趋向于有能力的臣僚。
河北路“转运使”除了一般“转运使”经济、监察的职责之外，还有着复杂而且繁重国防外交等工作内容。因为北宋帝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时急时缓，战争时有发生，在“西北三重路”中，河北路不具有山陕地区“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的天然屏障，因此一旦宋辽发生冲突，河北地区往往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正因如此，河北路“转运使”在国防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战争时期，数十万军队的后勤调度以及战略工事的修筑乃至士兵盔甲兵器的补给都与河北路“转运使”息息相关。即使是和平年代，边关的戍卫也需要大量的人员及粮草、兵器，甚至解决别境贸易纠纷、排查边关间谍的入境，都是河北路“转运使”的职责。
除了军事上承担的责任，河北转运使还承担着繁重的地方事务责任。如皇帝按例举行的封禅祭天等仪式，需要在河北境内完成，后勤安排就由河北路“转运使”承担。此外，作为皇帝在地方的象征，河北路“转运使”还承担着维护河北地区社会稳定乃至文教劝农等教育工作。如此种种，无一不考验着河北路“转运使”的统筹调度能力。
而河北路“转运使”最为特殊的职责，就是负责治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所谓“黄河宁，天下平”，黄河一旦有洪旱灾害，不仅河北地区的百姓流离失所，进而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从外地调粮赈灾所需的大量开支也会成为压垮帝国的重担。因此，我国历代都把治理黄河作为统治中国北方的重中之重。
面对治理黄河的严峻问题，河北路“转运使”充当了宋代治理黄河的排头兵。历任河北路转运使的官员，大都对黄河进行了广泛的修堤疏导，并且屡次对黄河执行改流，努力降低洪旱时期百姓的损失，稳定了黄河流域的人心，从而保障了宋帝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
综上所述，河北路转运使所肩负得沉重职责，对官员能力的要求十分苛刻。宋帝国对经营河北的“转运使”人选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北宋政治日益腐化衰弱的一面。
宋代官员的选拔主要包括“科举取士”和“荫庇取士”，科举取士主要通过考察吸取了中小地主或自耕农阶级的优秀人才，官员素质相对较高，荫庇取士虽然不经考察，但家教严明的高官家族也能培育出更适应宋帝国官场生态的能人志士。在业务繁杂河北路“转运使”任上，这两类高素质人才层出不穷，如欧阳修、吕公弼、包拯等名臣都曾就任过河北路转运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