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当下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新冠的各类科研成果是媒体的传播重点，但其中也存在着争议和误解。

 

当所在研究领域成为“显学”时，科学家应该如何“正确地”发声？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andro Galea教授专门撰写评论《The COVID Conversation》，刊发于最新出版的独立国际科学评论季刊《Inference》，收录在《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冠肺炎》特别专题。

 

经授权，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全文编译刊发。

 

作者介绍

 

 

图｜波士顿大学

 

Sandro Galea是一位医生、流行病学家和作家，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2016年被波士顿大学授予了“Robert A. Knox教授”的职位（该职位成立于2012年，旨在表彰在学术、研究、教学以及社会影响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波士顿大学教员）。

 

新冠肺炎中的对话

 

Sandro Galea

 

全世界都在经历着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在第一个有记录的病例出现后的三个月内，全球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接受了不同形式的隔离。

 

 

图｜The Atlantic

 

科学家们努力去理解一种新型的、他们压根就不甚了解的疾病；而政策的制定者也争先恐后地搜集可以指导政策的数据。

 

大概从2020年1月至今，研究新冠肺炎的科学论文过两周就会翻一番，现在论文综述已经超过了10万篇。

 

由于新冠相关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与卫生系统相关的科研界转向预印本出版，即不经详细的审查就上传到网络上的研究成果。

 

 

杜克大学分子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博士Ben Mudrak总结的三点预印本的好处：大多数预印本都被分配了一个数字对象标识符（DOI），这使得你的工作成为学术记录的永久组成部分--在任何关于谁先发现某项成果的争论中都可以作为参考佐证；更快地收获到读者反馈；更多地被引用。图｜AJE

 

新冠的大流行点燃了全球媒体的激情，无论是以印刷品、视频还是音频的内容输出方式，它们都在争相报道。而这种现象是传媒业最近10年巨变的必然结果。

 

媒体的疆域曾经被一小部分主流媒体所主导，而现在已经是处处开花。声音片段、头条新闻和视频片段都成为了公共交流的一部分。

 

新形成的媒体格局并没有严谨地将同行评议的论文、上传的预印本和评论性的文章区分开来。一项关于加州圣克拉拉县COVID-19血清流行率的预印本研究在预印本网站medRxiv上发表后，火速被刊登在了头版头条上。

 

 

medRxiv（发音为 ‘med-archive’）是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预印本的免费在线存档和分发服务，允许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上进行同行评审和发表之前分享手稿。图｜HighWire

 

在流行病学家还没有来得及评论这篇论文中的许多错误前，新闻媒体已经在报道新冠病患的传播“是确诊病例的50至85倍 ”。

 

当然也不乏报道大肆宣传羟氯喹等药物的效果，还有些报道则致力于通过不同传染病模型做出预测。

 

有一家新闻网站直接援引伦敦帝国学院发布的一个极具争议的模型，宣称：“新冠可能导致220万美国人死亡。”这些快速但却碎片化的信息，成为了政治家决策的信息基础，最终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让我们反思，思考过去几个月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科学社区在面对这次疫情时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方式。

 

的确，过去几个月科学界在很多方面的运行不负众望。科学界遭遇重大挑战，全力以赴去应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的科学运行方式在这段时间里的效果如何还难下定论。理解自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科学”出错的概率并不低。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美国著名化学家，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曾经预言了一个三螺旋结构模型是DNA的基础结构。

 

 

Linus Carl Pauling（1901年生）在1952年提出的DNA结构的错误三螺旋模型。图为1976年建立的空间填充模型。图｜Getty Images

 

显然，这个预言是完全错误的，但他的论文已经被引用了成千上万次。出错并不可耻，同行评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错误。

 

但是，同行的评议者往往是以与作者相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还需要其他群体来了解真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特殊的时期有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有关科学的东西？科学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有三点看法：首先，科学是复杂的，它必须包含非常多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必须历经一系列漫长的步骤来进行他们的工作。任何特定的科学发现都只是冰山一角，而不是全部。有意义的政策很少能取决于一篇科学论文。

 

然而即使这一点在科学界内被视为金科玉律，在科学界以外却很少有人理解。我们做科研的有责任时刻将这一点铭记于心：我们的工作仍然只是难题中的一小部分。遗憾的是，媒体不会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理解自然仰仗于对现实的“假设”，这些假设与这个混乱、复杂和真实的世界有所区别。例如，科学家假设一个真空环境，以便研究运动和加速度。

 

传染病传播的研究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在COVID-19早期报道中占主导地位的传染病传播模型都建立在同质混合的假设上，也就是说，携带疾病的人会与总体人口的所有部分均等地混合。

 

但人群的组成远非同质。这个假设可能对于特定的目的是合理的，但是当实际情况是异质混合时，同样的假设会导致传染病预测极度失准。媒体在报道科学发现时，一般不会把假设也放在报道的重要位置，所以只能科学家自己加倍努力了。

 

 

媒体作为传播的有效途径。图｜Seameo Cell

 

第三，处在这个新冠大流行的特别时期，我想我们也都明白了：当遇到麻烦的时候，这个世界也的的确确有在关注科学。

 

这意味着我们要谨小慎微地对待我们传达的内容，以及内容的输出平台，尤其是预印本的模式可以规避掉同行审查的情况下。

 

这就要求我们对发表的内容进行约束和判断。它也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如果你指望着媒体会对科学家的工作分门别类，做出恰如其分的表达，那你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还不够好。这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举例而言，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超过16000例新冠患者的死亡总有源源不断的报道。

 

 

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图｜Evening Standard

 

但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不到300例新冠死亡病例却罕有人提？

 

事实上，这两个数据在了解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上起着不分轩轾、旗鼓相当的重要意义，而只把焦点对准前者的数据不仅会加剧恐惧、加深忧虑，也会让大众一叶障目，忽略目前我们所处境遇的复杂性。

 

尽管我们羞于承认，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除了危机外，也会有新的机遇。

 

COVID-19教育我们：科学可以迎难而上，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基础。

 

 

科学家在这个特别的信息爆炸的时刻，正处于一场对抗假新闻、虚假宣传和荒谬的传闻的战争中。图｜推特

 

新冠的大流行还告诉我们：科学为决策，包括快速决策提供了依据。但是，为了使科学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以负责的方式行使自己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比过去几个月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