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云南曾有一种独特的外贸模式

近日，昆明市档案馆整理了一批特别的档案，这批档案的时间跨度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主要涉及昆明的商会。《封面》记者梳理这些档案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寻找和档案相关的人物、挖掘档案中的细节。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真实还原抗日战争时期，商界名人和商会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昆明这座大后方城市又为何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

这一切，

首先要从清末的

云南开埠和“走夷方”

这一独特的外贸模式说起。

“走夷方“早期云南的独特外贸

云南大学教授 林超民：“‘走夷方’一个俗称就叫穷走夷方急走厂，当你穷困的时候就走夷方去讨生活。因为走夷方这个地方是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很好，物产也丰富，很容易讨生活，土地很多。”

云南大学教授 林超民

伴随着“走夷方”这种外贸模式的发展，云南的区位优势逐渐显现，这也吸引了西方列强的目光。清朝末年，伴随着《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等多份文件的签署，云南于十九世纪末先后开辟了蒙自关、思茅关、腾越关。开关，让西方人透过腾越关这扇虚掩的大门，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丰富的工业原料产生了进一步的觊觎之心，但同时也让云南的商业发展依托外贸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国内外多条贸易渠道随之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阶段。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周智生：“当时这样一种滇越贸易，滇藏贸易，包括我们与内地之间的，比如说是云南与西康之间，云南与四川之间，云南与贵州之间，云南与广西之间等等，周边整个之间的贸易云南商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周智生

外贸的兴盛为云南近代商业经济装上了一个强有力的马达，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近代云南商业走上了一条有自我特色的发展之路。面对商业社会的日趋完善，商人们急需一个拥有完备组织机构的部门，激励商人的行为和商业活动，商会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大理“永昌祥”，外贸带来的发家史

在商会档案中，“严燮成”这个名字多次以商会主席的身份出现，这个名字背后，就是因外贸的蓬勃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的喜洲商帮。喜洲古镇四方街旁的严家大院，就是严燮成的祖宅。严家的商业帝国始于严燮成的父亲严子珍。1903年，严子珍与他人合伙创办了“永昌祥”商号，一度成为民国时期云南的最大商号，严子珍也被誉为当时的云南首富。

地方史专家 张绅：“有70多个分号，他的员工有3000多，这个时期我们从分号和他的员工情况来看，他就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都是比较兴盛的。”

地方史专家 张绅

在严家的商业故事背后，则蕴含着近代云南本地商号在外贸背景下的一个发家史。当时的云南，分别在喜洲、鹤庆、蒙自、腾冲形成了四大商帮。他们的实力都因为外贸而迅速增长，成为当时云南经济发展的最强支柱。

抗战内迁，昆明引来的蓬勃

严燮成当选商会主席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关键阶段。云南既是大后方，也是最前线。这时候的云南商会，对于抗战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华南相继沦陷，多个港口被封锁。曾经的古商道，在抗战时期成为突破困境的生命线。昆明也由此成为内迁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由于内迁，昆明的市场逐渐繁荣，而且昆明地处交通要道，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昆明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主要的工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