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唐朝节度使制度可行吗？
如果没有安禄山，唐朝节度使制度可行吗？
即使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也不合理。它的本质其实很简单：一个本来只是朝廷派到地方巡查的官员，却摇身一变、成了地方最高军政大员，并且由军人来出任。它其实就是东汉州牧的翻版。
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会感到似曾相识。没错，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的戏剧，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却重蹈了东汉的覆辙，形成了尾大不掉、弱干强枝局面，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
自汉朝起，地方监察官就在王朝的行政架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维系朝廷与地方的纽带，是维护大一统体系、督促郡县发展不可或缺的岗位。在这方面，西汉被公认为做得最好的朝代。
西汉有100多个郡、1000多个县，其中的郡太守俸禄两千石，跟朝廷的九卿同一个级别。郡县和中央朝廷的“互动”按照下面这种双向的模式：
一方面，每个郡需在秋季（九、十月份）向朝廷递交一份统计资料，里面包含本郡的各项事务情况，它们被按项分类、清晰明了，这叫“上计”；
另一方面，朝廷把100多个郡划分为十三个区，每个区派一个监察官，名叫刺史。刺史该查什么、不该查什么，也被规定得很清晰，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刺史六条》（具体内容可自行搜索）。在这六种原则性事项之外的细枝末节，刺史压根不过问，也无权过问。
由于只是按照朝廷规定的条目在地方进行例行巡查，属于事务性的工作，所以刺史的级别并不高，俸禄只有六百石，跟郡守完全没得比。但这有个好处，因为官小而且由朝廷任命，所以他们才胆子大、没啥顾忌，敢于反映真实情况。
同时，刺史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每年在自己的检查区内巡查，年底回到京城向御史大夫汇报，再转给宰相。（另，负责检查朝廷的监察官叫做“侍御史”）
这些特质就意味着，刺史是不干预地方事务、仅负责情况搜集的巡查员，地方的最高长官是郡守，故而地方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得以因地制宜、促进地区发展。同时，因为全国的郡超过百个，单个（若干个）并不具备对抗朝廷的实力，不存在割据一方的可能。
同时，郡守的级别与朝廷九卿一模一样，且互相之间经常调岗，所以西汉就形成了一种中央、地方的良性互动，不存在京官高人一等、地方矮人一头的情况，主观能动性随之爆棚。西汉之所以整体强盛，这种官员体系功不可没。
在西汉末年，刺史曾被改为州牧，俸禄也增加到了两千石，但他们的职能并没有改变（虽然出现过插手干预地方军政事务的现象，但并非主流），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而且同样得向宰相（三公）汇报。
不过到了东汉初期，这一制度有所改变。汉光武帝刘秀把州牧改回刺史，让他们在监察区内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而且每年底不需要亲自赶回洛阳汇报，只需要派一个手下代劳即可。更值得注意的是，刺史可以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
显然，刘秀大大提高了刺史的地位和权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京削弱三公，在地方制约郡守（当时还屡屡发生太守、县令因畏惧刺史而解印弃官的事件）。同时，刺史负责地方军政事务渐渐习以为常，带兵打仗也屡见不鲜。
到了东汉末年，为了应对动乱四起的局面，汉灵帝采取宗室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同时鉴于“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他选用列卿、尚书为州牧，大大提高他们的权力，史书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88年，它改变了东汉政府的权力架构，形同以官方的名义、为军阀混战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地方监察官升级为军政大员的直接后果。
到了唐代，地方管理起初采取的是州、县两级制度，以李隆基时为例，大唐王朝共有350多个州、1500多个县，比西汉时期更为零碎。其中，州长官名为刺史（后改为太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官，没有一丝监察色彩。
唐代的监察体系独立于相权之外，名叫御史台，所以有“三省六部一台”的说法；
御史台又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这叫“分察”；右御史监督地方，叫作“分巡”；
分巡方面，又将全国分为十道（类似于西汉的十三区），派出去承担监察任务的御史，被称为监察使、观察使。
然而，虽然名为观察，但观察使并不像当初西汉那样在地方四处游荡，而是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且职能也远远超出了监督、观察的范围，他们直接拥有巡查区内的行政权力，可以指挥所有太守、县令。这么一来，唐朝的地方行政架构就变成了三级，即道观察使、州太守、县令。
大唐对外奉行进攻政策，而这些观察使来到边疆地区，为了应对各种紧急的军事情况，朝廷赋予他们总揽当地军政事务、便宜行事的权力。能证明他们这份权力的凭证、印信，叫作“节”；拥有了“节”，便可以全权调度辖区内的所有事物，所以就叫做“节度使”。公元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节度使起初只限定在边疆地区，如唐玄宗的“天宝十节度使”，这些人拥有当地的军事、行政、人事、财政等所有权限，起初多用文人、岗位调动快，即所谓的“出将入相”，问题倒不大；
但后来李隆基和李林甫一合计，为了避免朝廷内外形成党羽，他们改用武将担任节度使，而且专门挑选在朝廷没啥派系的少数民族将领，即所谓的“蕃将、胡将”。于是，军人割据的土壤实际上已经形成，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外进攻而推行的节度使制度，不曾想却重蹈东汉覆辙、打残了自己半条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即使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也不合理。它的本质其实很简单：一个本来只是朝廷派到地方巡查的官员，却摇身一变、成了地方最高军政大员，并且由军人来出任。它其实就是东汉州牧的翻版。
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会感到似曾相识。没错，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的戏剧，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却重蹈了东汉的覆辙，形成了尾大不掉、弱干强枝局面，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
自汉朝起，地方监察官就在王朝的行政架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维系朝廷与地方的纽带，是维护大一统体系、督促郡县发展不可或缺的岗位。在这方面，西汉被公认为做得最好的朝代。
西汉有100多个郡、1000多个县，其中的郡太守俸禄两千石，跟朝廷的九卿同一个级别。郡县和中央朝廷的“互动”按照下面这种双向的模式：
一方面，每个郡需在秋季（九、十月份）向朝廷递交一份统计资料，里面包含本郡的各项事务情况，它们被按项分类、清晰明了，这叫“上计”；
另一方面，朝廷把100多个郡划分为十三个区，每个区派一个监察官，名叫刺史。刺史该查什么、不该查什么，也被规定得很清晰，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刺史六条》（具体内容可自行搜索）。在这六种原则性事项之外的细枝末节，刺史压根不过问，也无权过问。
由于只是按照朝廷规定的条目在地方进行例行巡查，属于事务性的工作，所以刺史的级别并不高，俸禄只有六百石，跟郡守完全没得比。但这有个好处，因为官小而且由朝廷任命，所以他们才胆子大、没啥顾忌，敢于反映真实情况。
同时，刺史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每年在自己的检查区内巡查，年底回到京城向御史大夫汇报，再转给宰相。（另，负责检查朝廷的监察官叫做“侍御史”）
这些特质就意味着，刺史是不干预地方事务、仅负责情况搜集的巡查员，地方的最高长官是郡守，故而地方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得以因地制宜、促进地区发展。同时，因为全国的郡超过百个，单个（若干个）并不具备对抗朝廷的实力，不存在割据一方的可能。
同时，郡守的级别与朝廷九卿一模一样，且互相之间经常调岗，所以西汉就形成了一种中央、地方的良性互动，不存在京官高人一等、地方矮人一头的情况，主观能动性随之爆棚。西汉之所以整体强盛，这种官员体系功不可没。
在西汉末年，刺史曾被改为州牧，俸禄也增加到了两千石，但他们的职能并没有改变（虽然出现过插手干预地方军政事务的现象，但并非主流），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而且同样得向宰相（三公）汇报。
不过到了东汉初期，这一制度有所改变。汉光武帝刘秀把州牧改回刺史，让他们在监察区内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而且每年底不需要亲自赶回洛阳汇报，只需要派一个手下代劳即可。更值得注意的是，刺史可以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
显然，刘秀大大提高了刺史的地位和权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京削弱三公，在地方制约郡守（当时还屡屡发生太守、县令因畏惧刺史而解印弃官的事件）。同时，刺史负责地方军政事务渐渐习以为常，带兵打仗也屡见不鲜。
到了东汉末年，为了应对动乱四起的局面，汉灵帝采取宗室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同时鉴于“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他选用列卿、尚书为州牧，大大提高他们的权力，史书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88年，它改变了东汉政府的权力架构，形同以官方的名义、为军阀混战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地方监察官升级为军政大员的直接后果。
到了唐代，地方管理起初采取的是州、县两级制度，以李隆基时为例，大唐王朝共有350多个州、1500多个县，比西汉时期更为零碎。其中，州长官名为刺史（后改为太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官，没有一丝监察色彩。
唐代的监察体系独立于相权之外，名叫御史台，所以有“三省六部一台”的说法；
御史台又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这叫“分察”；右御史监督地方，叫作“分巡”；
分巡方面，又将全国分为十道（类似于西汉的十三区），派出去承担监察任务的御史，被称为监察使、观察使。
然而，虽然名为观察，但观察使并不像当初西汉那样在地方四处游荡，而是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且职能也远远超出了监督、观察的范围，他们直接拥有巡查区内的行政权力，可以指挥所有太守、县令。这么一来，唐朝的地方行政架构就变成了三级，即道观察使、州太守、县令。
大唐对外奉行进攻政策，而这些观察使来到边疆地区，为了应对各种紧急的军事情况，朝廷赋予他们总揽当地军政事务、便宜行事的权力。能证明他们这份权力的凭证、印信，叫作“节”；拥有了“节”，便可以全权调度辖区内的所有事物，所以就叫做“节度使”。公元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节度使起初只限定在边疆地区，如唐玄宗的“天宝十节度使”，这些人拥有当地的军事、行政、人事、财政等所有权限，起初多用文人、岗位调动快，即所谓的“出将入相”，问题倒不大；
但后来李隆基和李林甫一合计，为了避免朝廷内外形成党羽，他们改用武将担任节度使，而且专门挑选在朝廷没啥派系的少数民族将领，即所谓的“蕃将、胡将”。于是，军人割据的土壤实际上已经形成，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外进攻而推行的节度使制度，不曾想却重蹈东汉覆辙、打残了自己半条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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