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维基知识恰好映射出网络技术的逻辑,因特网的历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技术。阿贝特(Janet Abbate)写了本因特网发展史的书《发明因特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给理解网络时代新知识的形态提供了启示。因特网的起源可追溯到1950年代“冷战”寒彻的美国,美国防部担心苏联先发制人,以第一轮核打击摧毁通讯网,使白宫无法下达核反击的命令,输掉一场核战争,情形恰似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4年),成立“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ARPA),拨巨款研发抵御核打击的通讯技术。研究员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设想,搭建多重中继通讯线路,替代从信息中心辐射各地的阶梯式通讯网。他设计让每一地方通讯交换的节点,均能自主判断通过哪条线路传输信号。一旦中枢或某条线路被摧毁,通讯网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节点仍能自主运行,从而保证命令的上传下达。这个想法太超前了,颠覆了金字塔式的传统通讯,但要求中继节点智能运转,则须由电脑控制,并将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以避免多重连接带来的信号衰减。当年的计算机体积大、运算慢、成本高,处理数字信号的能力不强。结果是,通讯改造项目被AT&T电话公司夺下,AT&T仍保留从控制中枢逐级下传的旧方案,把钱都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体,提高保护级别,优化线路材质上,巴兰的设想被束之高阁。
技术与文化本属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域,如何相互影响?即使一方真塑造了另一方,具体过程又是什么?列夫·曼诺维奇著《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书,系统阐述了电脑媒介对文化的塑造过程。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基础都将电脑化,因特网才成为全球化最实在、最显著的标志。 一场最深刻的媒介革命,从文化的生产、发行、到市场流通,一切均由电脑做媒介。本雅明所震惊者,不过是摄影一种媒介带来的变化,而这次数字革命涉及到所有文化形态。无论获取、操纵、还是存储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图片、视频、还是音频何种格式,必须先将资料转成数据,电脑才能读取,将文化转译成二进制数字,是文化的未来宿命。
到数字时代,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数字媒体同样呼应着后工业逻辑。后工业生产是“按单定制”(production on demand)和“按进度配送”(just in time delivery),网络经济则以信息、传媒为先导,网络电商投巨资收集用户信息和消费行为,针对性地推送广告,精准投送产品。 自50、60年代信息服务经济开始,到70年代后工业转型,至90年代网络e经济,文化一直随经济形态的转型而一次次转向,这不是正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吗。如果罔顾技术去抽象地讨论精神,真有意义吗?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内容与传播信息都被电脑化并上传网络,将来谈文明的属地性与语境化还能成立吗?
这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不同以往的代议制民主,遴选少数精英代理大众进入公共领域。这是直接民主,网民直接参与,彼此互动,信息资源全球配置,个人以分子化结构形成网络社会。新事物变化之快,复杂性与多样性之丰富,少数专家无力把握,也无法理解。除了学习与适应这无序、莫测的世界之外,别无它途。因此,列维(Pierre Levi)著《集体智慧:赛博空间里的人类新世界》(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一书,引入“集体或共享智慧”(collective or shared intelligence)概念,描述这种跨地域、跨空间、跨贸易的网络“知识空间”(knowledge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