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时间，全国的扶贫工作真正进入了攻坚阶段。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对后脱贫时代的治理问题忧心忡忡。大致而言，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普遍面临三大风险，我们一一来看。

地方债务风险。根据调研，贫困户脱贫了，贫困县也摘帽了，但地方财政却更为贫困了，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在“高标准”的示范作用下，再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不出事”的心态，为了一劳永逸解决住房保障问题，不少贫困地区扩大范围、加大补助力度，开展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地方将借扶贫搞不切实际的发展项目。有些贫困地区通过金融杠杆发展旅游等投资大、回报慢的产业，结果贫困户是脱贫了，但地方财政却在理论上“破产”了。

泛福利化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扶贫其实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事情。经过多年的 “逼民致富”教训，地方政府其实很清楚产业扶贫有风险。哪怕是提供资金、技术给贫困户，也可能亏得血本无归。

因而，为了让贫困户能够稳妥受益于产业扶贫项目，大部分地方将本应无息贷款给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转给企业或合作社使用，然后这些企业和合作社再给贫困户分红。

 

这看似避免了市场风险，却客观上将产业扶贫资金当做了贫困户无偿获得资助的福利。无可否认的是，不少贫困地区面临的不是扶贫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是扶贫资金横流所导致的资金使用无效的问题。只要将扶贫资金泛福利化，越是扶贫，就越是会出现贫困户“懒汉”心态。

社会分裂的风险。客观上说，贫困地区隐藏着一股“怨气”。反反复复的填报数据表格档案，反反复复的检查督查，还硬性规定扶贫干部的工作职责，滋生了极多的形式主义，扶贫干部也感到极为疲惫。而一些贫困户被反复要求各种配合检查，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尽管收到了帮扶，心理并不舒服。

还有一些贫困户，将政府帮扶当做一种福利，稍有不满足，便心生怨气，还上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应对扶贫检查，在异地扶贫搬迁或危房改造之后，强制要求贫困户拆除旧房，引起了社会冲突。部分地区的贫困户，尤其是易地搬迁的贫困户，有了较强的特殊利益群体意识，他们对政府有依赖，自觉和其他群众区别开来。面对这些风险，现在就应该谋划贫困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一是要适当弱化脱贫攻坚的政治压力，让扶贫工作回归常态。客观上，无论经济怎么发展，一定程度的贫困发生率是一个常态现象。目前的“两不愁三保障”政策，需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政策衔接，让其成为一个常态和动态的治理政策，避免贫困户成为一个特殊利益群体。

 

二是要客观评估扶贫政策的科学性。那些一再被证明无效的扶贫措施，需要坚决调整，既可以避免资源浪费，亦减少形式主义。一些已经投入的扶贫资源，也需要建立配套政策加以规范管理，如由扶贫资金投入的光伏等扶贫产业，在脱贫攻坚完成以后，应该收归为政府或集体所有，转变为基层治理资源。

三是要着力解决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适应问题。在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有相当比例。有些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土地增减挂钩和城镇化政策相勾连，让少数民族贫困户进城。

导致的结果是，最弱势和最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农民，反而提前城镇化了。他们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由于其社会适应问题并未解决，并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们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城市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