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热血青年援建“两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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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上午9点，何春接到援建武汉“两山”医院的通知后，立即通知老乡崔少明和何亮。4小时后，他们三位便顺利到达武汉。

他们公司负责的火神山医院3号病房楼及连廊护士站通风系统安装，于2月4日全面开工，2月6日凌晨便完工交付院方。

随后，这三位热血青年又随公司立马转战雷神山医院，负责安装的4、5、7号病房楼及连廊护士站通风系统，历时4个昼夜。雷神山医院于2月10日顺利完工。

“我是党员，我必须得去”

32岁的何春，是中共党员，2011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援建中担任公司任务范围内通风组组长。

“你帮忙收拾一下东西，我马上要去武汉，那边有援建任务！”2月3日，何春接到援建任务后，一边交代妻子，一边联系同事，快速与援建指挥部对接，网上办理相关证明，规划去武汉的路线。

“千万注意安全，一定记得戴好口罩！”当妻子追到门口时，何春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屋角。此时，5岁的孩子全然不知爸爸要去哪儿。

“国家有难，如果每个人都过多考虑个人的安危和感受，医院谁去建?患者谁去治？我是党员，我必须得去。”在路上， 何春对电话那头的父亲说。“战争年代，入党是为了有资格去扛炸药包；和平年代，入党是为了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第一个冲上去。”何春清楚记得被接收为预备党员时的表态。

施工条件艰苦，低温、阴雨、寒风，吃的是从一二十公里外送来的盒饭，既无固定饭点，又无良好的就餐环境，大家都是就地随便扒拉几口，又继续干。所有工友，没一个退缩，没一句怨言。

何春腰间的小挎包里，装着口罩、消毒酒精、卷尺、笔和本子等，只要发现哪位工友口罩湿了或是手套破了，立即予以更换。

“看着一车车医护人员赶来增援，有的还很年轻，他们凭着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勇敢与病人接触，想想他们，更不容易！”何春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最高兴的事，是找到急需的材料”

1989年出生的崔少明，原本定在今年正月去相亲，没想到被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搅黄了。从接到电话到集结出发，崔少明根本没想那么多，立马打点好行囊。

当日下午4点，崔少明赶到公司援建临时指挥部，被分在后勤保障组，负责施工材料的信息收集和领取发放，在完成人员集结、分组、交底后，当晚便投入战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崔少明同工友一起，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曾2天2夜没合眼。遇上小雨，穿上雨衣继续干，雨大，就在室内干。大型机械无法进场，一二十人便抬着风管继续安装。

崔少明说，干到第三天的时候，膝盖酸痛得受不了，连走路都在凭意志和信念。从住地到工地，有段路进行了封闭管理，得步行半个小时，为节省时间和体力，大家都不大愿回住处。

转战雷神山医院工地后，同时施工的有七个工程局，每个工程局都拼命地赶抢工期，因施工材料是集中供给，每次来了材料，崔少明抢着前去领取，担心工友手头没了材料，延误了工期。“能找到自己单位急需的材料，是当时最高兴的事。”崔少明回忆说。

“我最年轻，应该多承担一点任务”

与何春、崔少明相比，刚满25岁的何亮更年轻一些，原定于正月初四的婚期，也因为这次疫情延期了。

“他能去，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他的一次人生历练，有利于他成长。”何亮的父亲说。

“有机会参与援建，这是国家的需要，应该去！如果我是医生、护士，我也会去武汉！”何亮的未婚妻童佳佳说。

何亮刚到，就被分在现场施工组。当晚干的第一件事是与崔少明一起去采购生活物资，结果花了四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便利店。回到工地，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他立即加入施工队伍中。凌晨四点半左右，现场开了个短会，要求通宵施工，需要部分管理人员留下来值班。何亮心想，我最年轻，应该多承担一点，便主动申请，留了下来。

次日上午九点多钟，何亮在屋面看到十多辆救护车开进一墙之隔已建成部分的火神山医院，看着一个个病患从车上被护士抬下来，内心并没觉得害怕，而是想着必须尽快完成任务，让更多的病患得到及时救治。

转战雷神山医院的这个晚上，大雨凌晨四点仍下个不停，导致风管上全是积水，胶水根本粘不了，何亮只好给工友们找来一些抹布，先把风管上的雨水擦干，再粘保温材料。

何亮说，这次援建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最难忘的回忆，大家都无畏无惧、不舍昼夜、风雨兼程，这种“拼搏、超越、担当、奉献”的精神令他刻骨铭心，一定会把这种精神融入到今后的人生规划和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