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江南与北方铜镜之异同

已故知名文物考古专家王士伦先生（1929~1998），是浙江省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王士伦文物考古文集》日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文集共收录44篇文章，分为“事业综述”“文物考古”“古建保护”“吴越史迹”“古代杭州”五类，基本反映了作者职业生涯的业务轨迹。澎湃新闻特节选文集中《中国汉晋时期江南与北方铜镜之异同——兼论日本免田町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一文。

20世纪70年代，王士伦调查西湖慈云岭佛教造像

一

中国古代铜镜在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就已出现，经过商、周，到战国时期发展到辉煌阶段，尤其以楚镜独领风骚。

齐家文化三角斜线纹镜（图片为编者所加）

西汉建都长安，能工巧匠汇集，原先的铸镜重地中原和楚地继续发挥优势。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江南和北方的铜镜没有明显差异。

江南地区在战国时分属吴、越。两国争霸激烈，先是吴胜越，后来越亡吴。公元前334年，越被楚所灭。 “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吴、越本是富饶地，越地产铜，有良好的治铜技术，尤以铸剑著称。但由于战争频繁，亟需大量兵器，没有力量铸造铜镜。吴国也如此。待吴、越相继灭亡，人力物力都已耗尽，更谈不上铜镜工艺了。因此在江南地区，以浙江为例，西汉初期的铜镜出土很少，西汉后期的铜镜虽然出土增多，但并无地方特色。

西汉初期的铜镜继承了战国时期的风格，以蟠螭纹为主，用弦纹纽。文景时期，草叶纹镜兴起，一直流行到武帝时。武帝、昭帝时则盛行星云纹镜。从西汉末开始则以连弧纹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重圈铭文镜和四乳禽兽镜、四乳四虺镜最为常见，并且一直延续到东汉。

蟠螭纹镜以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缠绕式蟠螭纹镜和规矩蟠螭纹镜颇为代表。窦绾约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此类镜在湖南出土较多，河南洛阳、甘肃、湖北、四川、广东和江苏扬州等地亦有出土，在浙江只有绍兴等个别地方有所发现。

草叶纹镜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中也有出土。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河南洛阳发现多枚，在陕西、山东、安徽和四川等地也都有发现，而在浙江则很少见到。

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草叶纹镜（图片为编者所加）

星云纹镜分布地域比较广，除河南、陕西和江苏有较多出土外，在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辽宁、甘肃、湖南、湖北、山东、四川、广西、云南等地都有发现。浙江也有发现。

重圈铭文镜在山西、陕西、四川和江苏扬州等地都有出土，而在浙江却未曾见到。

连弧纹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四乳禽兽镜、四乳四虺镜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有发现，浙江出土数量也不少。

二

王莽至东汉中期以前、北方铸镜业还处于久盛不衰的阶段。当时流行的博局四神镜和博局珍禽瑞兽镜中，有的铸铭“尚方作镜”，这在洛阳出土特别多，其他地方也有发现。洛阳西郊汉墓所出13枚博局四神镜中，有“尚方”铭文的占6枚，另7枚为十二地支博局镜。当然，在镜铭中铸“尚方作镜”，并非都是尚方所作，有许多无非是套用现成句子罢了。真的尚方镜应该出于宫廷匠师之手。也就是说，王莽统治时期都城还在长安，当时的尚方镜应该是长安所出，东汉建都洛阳，这时的尚方镜应该是洛阳所出。不过洛阳铸镜技术早就出名，所以有的镜铭中刻着 “新作明镜，幽律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之句。

西汉 博局连弧纹镜 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为编者所加）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局镜中有铭文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之为镜清且明”。这类铭文镜在浙江绍兴，湖北鄂州，河南洛阳，湖南长沙、零陵，陕西陇县等地都有出土，地域如此之广，不见得这类镜子都用丹阳铜来炼制，但说明自王莽、东汉以来丹阳铜已经非常有名。

在浙江绍兴曾出土王莽始建国天风二年(14年)方格规矩神兽镜，说明至迟在王莽时，博局禽兽镜已经传到绍兴。在浙江，尤其是绍兴，博局四神镜和博局珍禽瑞兽镜出土很多，其中有些可能是绍兴铸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出土的博局四神禽兽镜中，有的镜边雕饰羽人、四神和禽兽缠绕的图案，采用减地平钑的手法，非常华丽，称为“画文带”。这种铜镜，在华北和中原出土的博局、禽兽镜中未曾用到，只有河南洛阳出土的七乳四神镜中出现过。联系到流行于东汉中期至三国、两晋的画像镜、神兽镜和龙虎镜，时常采用减地平钑画文带，说明它们之间有承前启后的渊源关系。粗略推想，镜边画文带可能是东汉会稽匠师创造的，或是会稽匠从别处模仿而来并推广开的。

三

东汉中期以后，北方铜镜铸造业处于停滞和衰落的境地，直至魏晋时期，洛阳铸造的博局禽兽镜、内连弧纹镜、夔凤镜、兽首镜、鸟纹镜、龙凤镜、位至三公镜等，大致上都是旧式镜的简化，或对别处传来的镜子加以仿造，而且制作粗劣。关中、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出土的铜镜与洛阳出土铜镜相似。

但从东汉中期直到三国和两晋时期，江南铜镜异军突起。不仅题材新颖，布局讲究对称，雕刻技法也别出心裁，质地优良，铸造精细，展示出独特的风采。从此中国铜镜出现了南北分野的局面。

江南铜镜的铸造，以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为中心，产品最有名的是画像镜、龙虎镜和神兽镜；与山阴相邻的上虞也生产铜镜；吴县(今江苏苏州)以生产画像镜为主，但数量不多。此外，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州)也铸造铜镜，其中神兽镜的数量不少。武昌不属江南地域，但铸造的神鲁镜与江南同属一个体系。

1.画像镜

在画像镜铭文铸明造作地点的如“吴胡阳里周仲作”车马神仙画像镜、“吴向阳周是作”神人东马画像镜、“上虞杜氏造珍奇镜”(龙虎镜)，另一枚西王母画像上刻铸“杜氏作珍奇镜兮”，这两处的“杜氏”可能是同一人。由此可见，画像镜在吴郡的郡治吴县和浙江上虞县(属会稽郡)都有生产;绍兴出土的画像镜很多，推想这里也是产地之一。此外，江苏的邗江、扬州，湖北的荆门、鄂州，河南的淇县、洛阳和固始，山东济宁等地亦有发现。但是北方出土的画像镜极少，而且风格也与江南的画像镜明显不同。

首先，江南出土的画像镜种类很多，其中以神仙车马画像镜和神仙画像镜为主(图一)，还有西王母一柱腾宫楼阁画像镜、西王母舞蹈画像镜、杂技舞蹈画像镜(图二)、龙虎神仙画像镜、瑞兽画像镜、珍禽瑞兽画像镜等。主纹以镜纽为中心采用四分法布局，采用汉代画像石常用的减地平钑雕刻技法。镜边装饰题材大致有三种:一是由锯齿纹和双线波浪纹相间组成;一是缠绕式流云纹;一是羽人、四神和禽兽等缠绕式的图案。

图一 东王公、西王母车马画像镜(河南省洛阳北岳家村出土)

图七 神人鸟兽画像镜（湖北省鄂城出土）

以车马神仙画像镜为例，其主纹是描写周穆王乘八骏大车到瑶池去拜会西王母的故事。车子为轿式马车，帘幕下垂，旁开小窗卷棚顶、攒尖顶或四坡顶。按当时习惯，乘者是从后面上车，绍兴出土的一枚车马神仙画像镜就刻铸着一人刚从后面上车并侧身向外探望的纹样，车厢前面有栏槛。在画像镜中，坐在车厢内的、有像女子，有像男子，也有手中持刀的武士。车后长帛飞扬，表示快速奔驶。骏马有三匹、四匹、六匹、八匹不等，姿态矫健，非常生动。这种马车样式和山东、四川以及辽阳、敦煌的汉代石刻、砖雕和绘画所反映的不同，是当时中国江南的特色。

河南洛阳孟津獐羊出土东汉银売车马神仙画像镜，铭文中有 “永元五年……吴胡阳里”字样，可见是从吴地传入的。洛阳匠师曾模仿江南画像镜，并参以己意，铸造出画像镜。如洛阳城北岳家村出土东汉王公、王母车马画像镜，不仅艺术造型笨拙，刻画也很板滞，车子式样也和江南铜镜有异。洛阳镜车子顶盖呈伞状，车厢开式，不是封闭式，也没有策幕，只有一张椅子，内坐一人，弯腰伸头探望。只用一匹马。河南淇县高村二郎庙发现的一枚东汉车马画像镜，车子虽有盖，两侧有屏蔽，但前部突出一框状物，这在江南车马画像镜中未曾见过。

再如西王母和东王公镜。江南画像镜中的题榜是“西王母”“东王公”。神仙全身比例匀称，头上所戴一是平顶，一种呈山字形，有的头插簪状物，或者戴步摇。西王母的形象，与魏晋间所传群仙的领袖、年龄30岁左右、容貌绝世的丽人相似。有些画像镜上的东王公嘴上长须，坐于榻上。榻是汉代官宦富家的坐具，供一人独坐。

但洛阳岳家村出土的车马画像镜题榜为“王母”“王公”。王母头部特别大，与身体比例失调，造型和刻画都不生动，显得其貌不扬、头上所戴角状物向一旁斜翘。王公嘴上不长须。王母和王公均席地而坐。鄂州西山出土的一枚鸟兽神仙画像镜，主纹布局与江南画像镜不同，神仙构图也与江南画像镜有异，两袖下部飘曳地上，特别敞开，整体形象不自然。头上所戴也有角状物向一旁斜翘。

绍兴出土的神仙画像镜中(图三、四)，有的西王母作舞蹈姿势，细腰长裙，裙幅飘动。双手各执长巾一条，左手所执上端似有一短棍，在舞动长巾时便于完成难动作。两臂姿势类似现代舞蹈动作的“顺风旗”。

图三 车马神仙画像镜(浙江省绍兴出土)

图四 车马神仙画像镜(浙江省绍兴出土)

这应该是盛行于汉代的巾舞。此外，画像镜上的舞蹈者，有的曳着两只长袖，似是古代江南流行的白纻舞。

河南淇县出土的神仙车马画像镜，也有作舞蹈动作的，但舞姿并没有画像镜中那样生动。山东济宁博物馆藏的画像镜，有两组舞蹈像，都是跪舞，有一立舞，与江南画像镜上的巾舞和白纻舞不同，而且画面组合方式和舞蹈者形象也与江南画像镜不一样。

伍子胥画像镜在北方没有发现，大概因为故事发生在江南的缘故。这类镜，上海博物馆收藏两枚，一枚传绍兴出土，一枚江苏邗江县(今邗江区)出土，内容大同小异。共四组人物，对称布局:一组题榜“王女二人”，或题“越王二女”，旁有宝器;一组题榜为“越王”“范蠡”;一组为伍子胥举剑自刎，题榜“忠臣伍子胥”;一组题榜“吴王”。上海博物馆所藏有一枚的铭文为“吴向里柏氏作镜四夷服”;绍兴出土的龙虎镜也有一枚铭文为“吴向里柏师作镜四夷服”。两者可能是同一人所作。邗江县出土的一枚，铭文中有“驺氏作镜”之句，绍兴出土的东汉车马画像镜铭文也作“驺氏作镜”，两个“驺氏”可能是同一人。

2.龙虎镜

龙虎镜在浙江出土较多(图五、六)，会稽是重要产地。此外，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和山东等地都有出土，与会稽龙虎镜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比较明显。

东汉 青羊龙虎画像镜 上海博物馆藏（图片为编者所加）

会稽龙虎镜的特点是，主纹龙虎采用半肉雕技法，围绕镜纽两对峙，显现出龙虎斗的雄姿，非常凶猛。或者在龙、虎下加一兽。镜边纹饰有两式，一种是锯齿纹和双线波浪纹相间;一种是画文带，采用减地平钑的技法。

图五 龙虎镜(浙江博物馆藏品)

此外，浙江出土的龙虎镜中，有两例比较特殊:一枚在永康出土，二龙一虎，一龙一虎对時，两龙首尾相接;另一例是兰溪出土的西晋元康三年(293年)龙虎四神禽兽镜，组外龙虎盘绕，首尾相接。外区雕四神禽兽，间以七乳。镜缘用锯齿和双线波浪纹相间。龙虎用半肉雕，立体感强，四神禽兽用细线条浅浮雕，取得主次分明的效果。这类镜实际上是龙虎镜与七乳禽兽镜相结合加以变化而成。

图六 骑马龙虎画像镜(绍兴出土)

河南陕县出土的一枚，采用半肉雕，头部间饰一“五铢”钱纹。该县另出土一枚，采用细线条浅浮雕，形态比较抽象。四川昭化县出土ー枚，内区龙虎对峙，外区五个方枚与四兽一禽相间环列。这些与会稽龙虎镜存在明显的差异。

鄂州西山出土有龙虎神仙画像镜。采用环绕式布局，以镜纽为中心，龙虎对峙，用半肉雕技法，外区围以神仙和鸟兽，共分五组，每组之间饰一乳丁纹，其中神仙两组，都作对坐抛丸状。这类镜实际上是龙虎镜和画像镜结合并加以变化而成。

3.神兽镜

中国古代铜镜以神兽镜纪年铭文最多，这是了解此类铜镜时代的最可靠依据。

以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为例，该书共收录神兽镜78枚，其中东汉20枚，最早是元兴元年(105年)环列式半圆方枚神兽镜，之后，有延熹、永康、熹平、建安、延康的纪年镜;三国42枚，除1枚为黄初三年(422年)外，都是吴的年号，有黄武、黄龙、赤乌、建兴、太平、五凤、水安、甘露、宝鼎、凤凰、天纪等;西晋10枚，有泰始、太康、元康等;东晋4枚，有建武、咸康、太和;另有西晋太初四年(392年)环列式半圆方枚神兽镜1枚，南齐建武五年(498年)画文带环列式半圆方枚神兽镜1枚。

再以近二十年来浙江出土的纪年神兽镜为例，据初步统计共计14枚，其中东汉建安5枚;三国黄武1枚，赤乌1枚，建兴1枚，永安4枚;西晋太康2枚。出土地点有绍兴、宁波、武义和瑞安等市县。另外，在浙江纪年墓中出土的神兽镜6枚，其中三国吴天纪1枚，西晋太康2枚，永宁1枚，东晋太元2枚。

又，《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收录纪年神兽镜22枚(图七)，其中东汉6枚，有熹平、建安;三国魏黄初2枚，吴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平、水安共12枚;西晋宝鼎1枚;另有1枚纪年不清。

图七 神人鸟兽画像镜（湖北省鄂城出土）

以上三种实例都说明，神兽镜盛于东汉后期至三国吴和西晋时期，衰于西晋后期至东晋。

再谈神兽镜的产地。

神兽镜中铸明产地在会稽的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会稽所作”半圆方枚神兽镜;黄初二年(221年) “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半圆方枚神鲁镜(与此镜完全相同的另有一镜，两枚镜子应该是同范的);黄初四年(223年)“会稽师鲍作”半圆方枚神兽镜;黄武四年(225年) “作长明镜………鲍师扬名无己人去之”(重列神兽镜);黄武五年(226年) “扬州会稽山套(阴)安本(?)里思子丁”作半圆方枚神兽镜;黄武五年 “太师鲍唐而作”重列神兽镜(浙江衢州出土);黄武六年(227年) “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家在武昌思其少”重列神兽镜。另有一枚，年号不清，铭文中有 “会稽师作明镜”字样。

以上9例中提到会稽匠师有唐豫、鲍唐、思子丁等。仅言“鲍师”者，可能即鲍唐。其中最有趣的是，黄武四年六月， “鲍师扬名无己人去之”。这位鲍师是会稽山阴人，后来带了家小到武昌铸镜，名气很大，现在走了，回到会稽。衢州出土的黄武五年鲍师作重列神兽镜，可能是鲍唐回到会稽后铸造的。但是鲍唐的家还在武昌，所以黄武六年镜上说: “家在武昌思其少”。这里的“少”，原意大概指家眷，包括孩子，可能因为思念家小，又回到武昌。

在神兽镜中铸明武昌作镜的如 “黄初三年武昌元作明镜”。

铸明吴郡作神兽镜的如 “吴郡胡阳张元”“吴郡张氏元公”“吴郡蔓作明镜”，太康二年 “吴郡工清羊造作之镜”“吴郡赵忠”。铭文中“吴郡”应指郡治所在吴县。其中“吴郡胡阳”，可能就是车马画像镜中的“吴胡阳里”。

神兽镜中铸明在广汉西蜀作镜的如元兴元年(105年) “广汉造作明镜”、延熹二年(159年) “广汉西蜀作明镜”、“广汉西蜀刘氏作镜，延熹三年五月。”

武昌的神兽镜、吴县的神兽镜与画像镜，都与会稽铜镜同一体系。广汉西蜀的神兽镜与会稽神兽镜也没有明显区别。

华北与中原、西北等地出土的神兽镜很少，其中除个别可能从江南传入之外，其余的神兽镜与江南神兽镜明显不同。《洛阳出土铜镜》一书所载东汉四方格羽人画像镜(图八)和西晋泰始八年画像镜，与江南画像镜和神兽镜都不同。前者神仙纹，身子作飞起状，每像中间饰一方枚，这在江南铜镜中未见。后者分四区，每区有主像和侍者，虽然与江南镜同样采用高雕技法，但刀法粗笨，立体感也不强，与江南镜风格明显有别。

陕西西安出土的几枚阶段式神兽镜，上段中部有一构筑物，以龟为础，其上立柱，柱顶有华盖状物，两侧有神人和朝拜者。外围10块方枚，其上刻铭。这类镜是仿照江南重列神兽镜的布局和环绕式神兽镜中的方枚，重新进行创作的，自成体系，在江南镜中未曾见过。

图八 四方格羽人画像镜(河南省洛阳出土)

四

附说日本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兽镜。

1939年，日本熊本县免田町オ园古坟第2号墓中出土1枚鎏金半圆方枚神兽镜(图九)。半圆纽，草节纹圈纽座。内区饰神兽和神仙，外区雕12枚半圆纹环绕

一周，半圆纹上饰旋涡纹，即变形云纹。半圆纹之间饰三角纹，即锯齿纹。在半圆纹的内侧有一周方格纹，共12枚，每枚刻一字，其文曰: “吾作明竟(镜)，幽湅三商，雕刻典祀。”外面有篦纹和双线弦纹各一圈。镜边里侧铭文一周，其文曰: “吾作明竟(镜)，幽湅三商，雕刻典祀，大吉羊(祥)，宜侯王，家富昌，师白牙乐，众神见容，命长”。文中“白牙乐”，应是“伯牙作乐”之减笔及漏字。

图九 鎏金半圆方枚神兽镜(日本免田町出土，作图:[日]佐古和枝)

关于此镜的铸造时间，我判断为东汉晚期至三国间，依据是:1.东汉铜镜多为半圆纽，到三国时开始盛行扁圆组，而此镜是半圆纽;2.神兽镜的纹饰布局以环列式最早，始自东汉，但延续时间也最长，直到南朝，而此镜是采用环列式布局的;3.东汉至三国中期以前的铜镜，质地厚实，表面光泽，纹饰雕刻精致，而从三国中期以后逐渐衰落，质地趋向轻薄，纹饰粗略，而此镜质地厚实，表面光泽，纹饰精致;4.鎏金是东汉、三国时期铜镜的装饰手法之一，浙江又有东汉鎏金五乳四神镜出土，湖北鄂城出土过三枚鎏金半圆方枚神兽镜，其中一枚铭文中有 “吴造明镜”字样，而三国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已经衰落，未见有鎏金者，而此镜是鎏金的;5.铜镜出土于墓葬之中，其时代必然早于墓葬建造之时。特别是免田町从中国进口珍贵的鎏金铜镜，当时拥有者不会马上用于殉葬。因此，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兽镜的时代肯定要早于墓葬的时代。

至于鎏金神兽镜的铸造地点，我认为应该是中国的会稽山阴，至少是属于会稽系统的产品。因为东汉、六朝时期，会稽山阴是铸造神兽镜的中心;其次是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州)，但此地铸造神兽镜的名师主要来自会稽，所以武昌铸造的神兽镜与会稽神兽镜同属一个体系;吴郡的吴县(今江苏苏州)也铸造神兽镜，但数量不多。

汉魏时期，在日本主要是属于女王国(邪马台国)这一系统的国家与中国交往，而且当时的航海多数取道北路北线。有的专家认为，一直到晋代，日本才有女王国系统以外的国家与中国交往，而且直到唐代前，在文献上尚难找到横渡东海到日本的航海记录。而出土鎏金神兽镜的免田町当时属狗奴国，它与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是敌对的。三国时中国的魏与吴也是敌对的。如果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兽镜确是东汉至三国时会稽铸造的，那么，说明当时会稽与属于狗奴国的免田町之间已有交往，而且很可能是横渡东海的。从中日双方的地理位置而论，彼此的海上交往当以横渡东海这条南路南线最为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