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埋雷、中共拆弹，香港崭新一页正式翻开

从1921年中共建立之初，就与香港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港九独立大队、六七暴动，让香港成为中共早期活动的重要庇护港和战斗基地。但由于港英政府的压制、逃港者的以讹传讹、左派运动的激进化，香港民众对中共的认知也走向偏颇，甚至是误解。

1997年7月1日回归无疑是香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围绕这一天前后，中英两国政府也展开了扩日持久的斗争，也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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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2002 英国人拉响的“红色警报”

港英政府研究六七暴动成因后，在1968年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首次进行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即现在的民政事务总署）。报告提出青少年空闲时间缺乏可供参与的活动，容易被左派招揽，于是将增加康乐文娱活动，如香港节、林务营等，以支持青少年为名，从根源上解决潜在问题。

港英殖民地警察由于镇压左派有功，在1969年获英女王赐予“皇家”封号。左派失去了本地的民心，不可能获得内地的支持，又受到港英的严厉打压，一蹶不振，从70年代开始完全退出社会主流。一直到回归后，内地主责部门主要将商人作为统战对象，左派都没有表达过太强烈的不满，只是对“突然爱国”的工商界别人士提出过质疑。

港英政府依靠买办洋行起家，早期将鸦片贸易和土地贸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贪污已经渗透进了整个公务员系统。当时的香港有“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12点以前警察管，12点以后黑社会管”等流言。葛柏等英籍高官大肆贪墨，吕乐、颜雄等华人“警阀”一手遮天，令殖民当局压力倍增。

中环地标怡和大厦所属的怡和集团是最老牌的英资洋行，靠鸦片和茶叶贸易起家

左侧接受锦旗者为“五亿探长”吕乐

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港督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由于廉政公署具有天然道德优势，且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实质上大大集中强化了港督的行政权。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为系统性洗脑赢心和所谓的“光荣撤退”铺平了道路。

廉政公署发出的针对吕乐心腹曾家荣的通缉令，曾家荣的儿子是艺人曾志伟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

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

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

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言，这次骚乱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对既存港英统治秩序的支持和正当性。当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与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选择了他们都知道充满着罪恶的这一边”（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

用刘兆佳教授的话来说，“六七暴动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的恐惧与不满，并损害了香港同胞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这种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不单使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充满曲折，而且亦对回归后香港同胞与中央建立和洽关系增添困难”（强世功《无言的幽怨》）

而被妖魔化脏水泼遍全身的左派，从此再也没有能力对港英的殖民统治构成实质威胁，一直到回归之后元气才有所恢复。

在撤退方面，英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放弃“皇冠上的明珠”，最多是给中国一个表面上的主权，但不屑于讨论放弃在远东的实际利益。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要求续租新界，被中方严词拒绝，香港的前途命运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

从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到1984年9月18日谈判结束，两国政府一共进行了22轮谈判。撒切尔夫人抛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马岛论等被邓小平等一一驳回，数轮谈判僵持不下。

1983年3月，英国获悉中国政府已经拟定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可能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中方明确表示，如果谈判不能达成共识，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致信中方，表示将向英国议会提出交还香港主权的建议。这封信打破了中英谈判的僵局，双方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会谈。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谈判即将开始时，英国政府突然提出香港应作为独立一方参与谈判，英方宣称，会谈不应仅仅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谈判，还应包括香港方面，有关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办法，必须由英国、中国大陆和香港三方共同接纳，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借所谓的香港民意施压。

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正式表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迫使撒切尔夫人收回刚刚打出的“三脚凳”牌，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港督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在前几次会谈中，英方一直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原则，中国则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双方各说各话，互相谈不拢，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于谈判内容对外保密，香港人心浮动，经济形势也发生动荡，股市恒生指数大幅下跌。

1984年9月18日，经过艰难的磋商和谈判，中英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和英国首相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应邀再次来访并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共同声明：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

随着中英谈判的不断推进，几任港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都配合英廷，部署港英政府的撤退计划，这一包括政治、经济、移民、基建、情报等方方面面的周密计划至今仍然非常神秘，没有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麦理浩任内，香港搭上了经济发展周期的快车，中产阶级形成，经过多年深耕，香港作为深水良港、情报中心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香港小西湾曾经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对中国最大的监听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