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两千年帝制史上，唐高宗李治（628-283）向来不太被关注。传世史书多认为他“软弱无能”，武则天瞧不起他，后代皇帝更是以他为反面教材。

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

高宗时代拥有唐代最辽阔的疆域，高宗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开元盛世”的到来。

事实上，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高宗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史书之所以如此描绘唐高宗，无非是由于他培养的武则天用“武周”取代了“李唐”。后来的史家要为防止再出现“女人称帝”的局面，必须可以为戒的史实。因此，他们宁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牺牲历史的真实。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的著作《唐高宗的真相》在梳理、甄别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大胆为高宗正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唐高宗。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文 | 孟宪实

来源 | 《唐高宗的真相》新版序言

唐高宗李治，唐代第三位皇帝，公元650—683年在位。任何时代，政治斗争都是难免的，因为权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围绕皇位的斗争，史不绝书。在你死我活般斗争的浪涛中获得优胜，“武功高强”是自然的。唐高宗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最后获得胜利。但是，政治的胜利并没有为他赢得历史的胜利。历史与政治的距离，竟然会如此遥远。这里，把这个问题概括为“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高宗之后，唐朝的皇帝都是高宗的子孙，所以唐高宗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贬低唐高宗的言论在唐朝显然是危险言论。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逃往四川，发布诏书《命三王制》，提及列祖列宗有如此说法：

“我高祖神尧皇帝，奄有大宝，应天顺人。我太宗文武圣皇帝，堪难造邦，光宅天下。高宗天皇大帝，修文偃武，惠绥四方。”

高度赞扬高宗的功绩，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改元光宅诏》中，列举高祖、太宗和高宗的功绩：

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仗钺参墟，廓氛祲而安四维，扫搀枪而清六合。

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鼓雷霆以震威。荡海夷山，功浃八荒之外；救焚拯溺，仁沾万域之表。乐和礼洽，天平地成，茂绩光于遂初，鸿名冠于阖辟。

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开边服远，更阐㝢于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于前烈。

电影《武则天》中，陈宝国饰李治、刘晓庆饰武则天

高祖、太宗是创业皇帝，在此基础上，高宗带领唐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臣轩顼之不臣”“服禹汤之未服”，还有开边服远、富贵宁人，都是超迈前烈的。这是高宗评价的基调，后来也变化较少。在后人的印象中，能够与高宗媲美的，只有玄宗的开元之治。

但是，高宗和玄宗都遭遇了其他问题，历史评价陡然不同。唐玄宗有了安史之乱，唐朝的盛衰转变在唐玄宗治下发生，无论如何玄宗逃脱不了干系。高宗呢？随后发生的武则天篡唐，这是唐朝前期的重大挫败之一，可与安史之乱相提并论。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中，唐高宗的角色显然重要，武则天的事，高宗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唐高宗的核心问题。唐朝评价唐高宗，或有为尊者讳的理由，而唐朝一过，所有唐朝问题都变成了历史问题，后世史家于是能够纵横放言，直书心意。对此，可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评论为代表。《旧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曰”，内容如下：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

在这里，除了说高宗登基之前有长者之风外，评价的都是即位之后的事，其中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话。祖宗打下的天下，差一点被高宗彻底废了，“宗社为墟”。其中，“中宫被毒”“元舅衔冤”指的是废王立武事件，至于武则天篡唐，还是比较含糊的。

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李治廷饰李治，范冰冰饰武则天

再看《新唐书》的评价，就更清楚了，唐高宗的历史评价，每况愈下。《新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这段赞语，应该出于欧阳修之手，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欧阳修直接从“武氏之乱”下笔，认为武则天给唐朝带来的损失，比西周时期的褒姒更严重。唐太宗伟业，差一点就被毁，包括宗室、士大夫遭受的巨大伤害。为什么会出现武氏之乱呢？欧阳修把责任首先归于唐太宗，知子不明，“卒用昏童”。至于唐高宗，溺爱夫妻之间，一无是处，是导致武氏之乱的直接推手，“毒流天下，贻祸邦家”。武则天被称作“武氏之乱”，唐高宗是罪人，还连累了唐太宗。

唐高宗以后的唐朝皇帝，不仅是唐高宗的子孙，也是武则天的子孙。当朝评价祖先过甚，很可能有违孝道。但是，这个政治禁忌到了北宋早就烟消云散，武氏之乱被归纳出来，相应的责任，自然也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可见，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历史评论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后者，叫作历史学。距离历史越远，历史学越发达，自由施展的空间越宽广。

历史应该表现得更具客观性，历史学则允许有主观立场存在。问题是，历史并非纯粹客观史料，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中，历史与历史学并存，历史叙述依据史料，也会贯彻史家的历史观。古代史家同样会用自己的历史观驾驭史料，在看上去很客观的叙事中，他们的历史观已经无声无息地占据所有空间。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要弄清历史真相，首先得穿过历史著作的层层迷雾，如何既要与传统史家划清史观界限，同时还要使用他们著作中的史料？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如何贯彻他的“武氏之乱”观点，当事人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高宗，他们一言一行的记载，是否都是“武氏之乱”的证明？

为了后世史家的观点，牺牲了历史主人公，唐高宗不是唯一的。唐高宗的历史问题，说起来众多，核心只有一个，历史真相何在？求解历史真相，是历史学的本义，也是历史难题，又无法回避。

真相，至少是个良好的目标。

讨论唐高宗的真相，至今也有十年多的历程。很多具体问题，比最初更加明朗，但要获得更多读者同意，并非易事。所以，退一步想，就算多一个参考答案吧，毕竟历史思考胜过历史结论。

历史真相，至少是史学的魅力之一，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