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穷孩子上学记忆

解放前，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每天都在战火弥漫的土地苦挣苦斗，别说孩子读书，就连吃一点饱饭也是非常奢望的事。那时八九岁的孩子随着父母四处逃难，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农村中仅有的一间半所的私塾也随着战火的硝烟荡然无存，这一代人只求生存，何以谈到读书。一代人没有读书的机会，我们国家成了一个文盲大国。壮年不必说，单是青少年都无书可读，无学可上。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诞生了。那时我刚满八岁，正是读书的年龄。全国上下在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大搞教育办学堂，我们东海县也不例外。

简陋的学校

当时的学校非常简陋，我们这里就借了没收地主家的房子作教室。三间房，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每个学童从家里带来饭桌、板凳，这样解决了学校问题。还有更难的学生没有课本，更无纸无笔,真乃是“手无寸铁“啊。还有可笑的是，二十岁青年也和八九岁的孩子“一栏子吃” (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上过学)，有的甚至结了婚仍和我八九岁的儿童一起合读“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云云。为了加快大龄学子的学习，村上创办夜校，让他们白天晚上一起学，提前完成初级小学的学业，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跨到了高年级。

认识几个字的老师

东海县石榴镇，当时是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大镇子。没有几个识字的，原有几个识字的地主子女，随着战争东逃西散，躲避人民的制裁。选来选去只有一个卖药的老先生，还能当我们的老师。开学了，先生从药柜里找到一本破旧的“百家姓”，把赵钱孙李写到挂在墙上的木板上，手握一根小树枝，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们认读。既不教笔顺，也不讲其意。只是顺口背出来就行，连续几个月，大的学生学得快，背得出。我们只随波逐流，囫囵吞枣，毫无可得。

捡烟盒抄书，解决无书的问题

我本家有个哥哥，长我几岁，大概读几天私塾，他不仅背得快，而且还能写出来。我求他给我抄一本，他答应了。但是没有纸怎么抄，商店无纸可买，国家造纸厂尚未恢复生产，就是个别厂恢复了，也只能小批量供应城市，或者供应印刷厂，我们农村基本没有供应，即使弄来一刀半令，纸商漫天要价，我只能望而却步。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到街上捡香烟盒，当时的盒不是精装硬纸，而是比新闻纸厚一点的软纸。于是我每天放学后到处转悠，总能拣到三五个，几天后就捡了二十几个。把它撕开、理平、爽齐，用针线钉成小本子，感到很满意。

拿着烟盒钉成的小本子，找我本家的哥哥，哥哥用他那心爱的毛笔，熬3个半夜，才把小本子写满。但百家姓只抄了三分之一。我把抄好的烟盒小本子拿在手里，视作珍宝，连个谢字也没说，一口气跑到家里。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看,嘴里不停地咕哝着顺口溜，直到吃饭时，我才爱不释手地把它放下，然后用块旧布，里三层外三层把它包起来。吃过饭，把它放胳肢窝夹着去上学。往后几天，连续在街上拣烟盒，麻烦哥哥抄完了百家姓，解决了课本问题。

自制蘸水笔

光读不写不行，烟盒当纸可没有笔怎么办。当时铅笔也很难买，就能买到，家中无钱也只能干搓手。当时农村才刚刚开始改革，我家按人口分了两亩薄地，每年只种一季高粱（耐淹），亩产只百斤，一年尚缺半年粮，五一、五二、五三年春天，每天只喝两顿菜稀饭，一家四口人饿得皮包骨头。熬到小满后，只有到地里捋那些似熟非熟的青麦子糊口，就这样，母亲仍叫我读书，哪里有钱买纸买笔。

我学习决心很大，每天看先生教的字，反复认读反复背念，想写，没纸没笔怎么办？先生教我们弄一盆沙，并说沙上能写字，果真起到了复习巩固的效果。这种学法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对三分钱一支的铅笔，我们家轻易买不起，但无论如何也要买一支，终于买了一支，不敢刻长尖，不敢用力写，于是用舌头舔着笔尖在纸上轻轻地写，只要能在纸上划出印痕就行了，这样能提高铅笔的使用率。到三年级便要求用钢笔了，我家更无从买起，我知道家中连吃盐的钱都很困难，怎么能向妈妈提出来买钢笔呢？十一岁的我学会了动脑筋。一天在扫地的垃圾里捡到老师用废的蘸水笔尖，我把它磨了磨，插在高粱秆上，就成了蘸水笔。但黑水哪里来？人在困难时，是能想出法子来，我本家的另一个哥哥家是染坊，专给人家印染白布，白布印成蓝底子再印上花，当时很时尚。他们家门上还贴着醒目的对联泪：“调和三江水.染成五色云”。这可提醒了我，说什么染成五色云，我要一色就行了。于是我拿起用绳子系好的雪花膏瓶子，厚着脸皮向他家要了一瓶，用蘸水笔一蘸，写出的字效果很佳。我就这样一直用到五年级，等到我在东北工作的堂舅回家探亲，给我买了支钢笔，才结来了麻绳提瓶蘸水写字历史。

一九五三年，我们东榴村办了完小，于是把那些年龄大的挑出来跳级，让他们读五年级六年级，我们读三年级。就这样基本理顺了学制，四年级初小毕业，六年级高小毕业。读书郎终于在党的阳光雨露的照耀和滋润下，画出了最新最美的一笔。